那年辛苓十七岁，刚进冬月。雪下得密密实实，她在水缸边洗碗，手指肿得像萝卜。弟弟出生，家里说她是赔钱货上大学也迟早要嫁去别人家，不如省下学费给弟弟买奶粉，哪怕她是全年级第一名，所以她高中只上了一年就被迫辍学。
她成绩一直很好。老师曾在全校大会上点名夸她，说她是几十年难得出的一个苗子。
厨房里堆满了破盆旧碗，味道混着烟灰、发腻的油渍，熏得人头晕。她娘不时回头冲她吼：“动作麻利点行不行？一天天杵着干什幺？饭都快点不上桌！
她低着头，眼泪不敢掉下来。她已经学会了，把疼痛和委屈咽进肚子里，不让任何人看到。
她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被这样骂了。
她爸更沉默。他什幺也不干，天一黑就在炕角喝闷酒，冻得嘴唇发青也不盖被子。酒一上头，他就吼：“都是赔钱货，养你们有个屁用！”她娘嘴也不饶人：“你喝死得了，省点粮食！”
她记得很清楚，七岁那年，她第一次挨他打。因为她看了他一眼。他劈头盖脸就是一巴掌：“你死瞪什幺？眼睛贱是跟谁学的？”那一掌打得她脸肿了三天。从那以后，她学会了低头，走路低头，倒水低头，连擡眼看天都要斜着眼睛。
她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她喜欢数学，喜欢冬天阳光洒在黑板上那种闪闪发光的公式。她曾经想过，如果能读到外面的城市去，会不会就有暖气、有热水、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可现在，她每天都被冻得指节裂口，去河边，一不小心就滑倒在冰上，摔得膝盖青紫。
北方的冬天冷得像刀子。一觉醒来，屋顶压满了雪，被子里冰凉得像水缸底，她必须穿着衣服睡觉。水缸早就冻住，水瓢砸进去砰地一声响，一层厚冰纹丝不动。她的手上长满了冻疮，起了泡，化了脓。洗碗时不小心刮掉结痂，疼得她冷汗直冒。可她娘只会骂：“一天天手脚慢得像瘫子，怎幺不去学人家死了算了？”
气温一天天回暖，春天渐渐没过冬日的尾巴。
爹妈要把她卖了，换一笔彩礼。
不是明说的“卖”，但她听得明白。他们口口声声说：“女人嫁人早是福气，彩礼能补贴家用，还能给弟弟娶媳妇。”可她知道，这就是一场交易。
她坐在灶台边，手上洗着菜，眼睛盯着地面，假装没听见屋里那些“说亲”的对话。亲戚们叽叽喳喳，说男方家是做木材生意的，家里条件好，人也“老实”，只是年纪大了点，四十多没结过婚。
“辛苓一个黄花闺女，能嫁过去是她的福气。”有人笑着说。
她捏紧了手里的青菜，一言不发。
她才，刚刚成年，就要被迫嫁人然后一辈子像妈妈一样一直生孩子直到生出男宝为止，就要一辈子待在这个山沟里，就要一辈子围着灶台转吗？不不不，内心的声音剧烈震动着胸腔。
那天夜里，她偷偷从父母房间里翻出了藏在旧衣柜底下的几沓钞票。她的手一开始在发抖，但她闭上眼，咬咬牙，还是把钱塞进贴身口袋，然后拿上身份证，蹑手蹑脚地推开门，走了出去。
山里的夜晚很黑，连星星都像不愿照亮这条路似的躲在云后。她背着一个旧布包，穿着破旧的帆布鞋，一步一步往县城走。她不敢搭顺风车，也不敢回头。每走一段路，她都害怕听见身后传来熟悉的呼喊声。
她走了一夜。鞋底早就开了胶，脚磨出了血泡，但她不敢停。凌晨四点，她终于到了县城的火车站。
售票窗口前，她摸出那几沓钱。售票员问：“去哪？”
她愣了一下，低声说：“最南边的，有车去就行……最远的。”
她买了一张去南方城市的硬座票，她不知道那是哪里，只知道，那离家够远。她怕如果离家不够远，就会被人抓回去，像头牲口一样绑回去成亲。
火车缓缓启动的那一刻，她靠在车窗上，第一次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