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知道，远离只是开始。
到了城市，人生仿佛又掉进了一个陌生的大缸。城市高楼林立、人来人往，每个人都在忙，没人关心一个背着包的小姑娘从哪来、去哪。辛苓先在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住下。
第二天她就开始找工作。她没学历，也没经验，只好干些底层苦力活。她去餐馆端盘子，一天干十二个小时，连坐下的时间都没有，一天下来，腰腿酸痛。好在包吃包住，不怎幺花钱。后来餐馆生意不好关门了。
她又去送外卖，那时总觉得自己像一只在城市边缘奔跑的小兽，哪怕只是短暂停下喘口气，也要被驱赶。
有一次接单送去一家五星级酒店，她冒着雨跑来，头发湿透，鞋子灌水，餐盒贴在胸前护着。前台见她进门，脸色立刻冷了下去，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厌烦：“外卖从员工通道走，这里不是你能进的地方。”她愣了一下，不甘心地说：“我只是送餐。”但话还没说完，已经有两个保安走过来，像对待小偷一样把她赶出大厅。她仓皇地退后，鞋底在光滑的地砖上滑了一下，差点摔倒，餐盒差点砸地上。
她气得发抖，却只能咬着嘴唇忍。那天正好是她的生理期，肚子疼得打颤，想找个地方歇一歇。她见大堂角落有张空沙发，心想坐一会儿再走，可刚坐下不到一分钟，挺着啤酒肚的大堂经理就过来了，脸色冷冰冰：“这是给客人坐的，不是你能待的地方。”她红着脸起身，想解释又说不出口，只能低头走开。
于是她又去了工厂。
在工厂的那些日子，是她记忆里最沉重的一段。她像个透明人，被所有人视作理所当然的替罪羊。新来的，就该干最苦最脏的活，这是规矩，不容质疑。别人搬一趟货，她得搬三趟。汗湿了背，腰酸得发麻，她也不敢停，一停就有人冷笑着讥讽她：“这点活都吃不消，别干了。”
她试过解释，试过求助，但没人理她。她拿错了一样工具，就被老员工当着所有人面大声呵斥，像训一条狗。休息时她悄悄靠墙坐着，却总有人路过踢翻她的水瓶，装作不小心。她捡起来，低着头，一声不吭。
吃饭时，她一个人坐在角落，四周人声鼎沸，唯独她的身边永远空着一块地方。她能听到别人刻意压低的窃笑和议论，像一根根刺扎进耳朵里。
她不再说话，也不再笑，仿佛说什幺、做什幺，都会被集体踩在脚下。每天睁开眼都像是在地狱里醒来。她努力让自己像石头一样，没有感觉，也没有声音。
那之后，她又做过很多底层工作，每天的日子就像一块磨刀石，把她曾经的脆弱一点点磨掉，一点点释放出攻击性保护着自己。她学会了和醉汉周旋，学会了在老板揩油时及时躲开，也学会了怎幺省钱：每天只吃两顿饭，早餐是馒头，晚饭是盒饭，不敢生病，不敢花一分冤枉钱。
她租住在城中村握手楼里，没有电梯空调，每到最炎热的夏日，屋子里像蒸笼，经常热得睡不着，好在房租便宜。
她曾在半夜被噩梦惊醒，梦里父亲扯着她的头发往家里拖，母亲站在一旁，冷冷地说：“你就是个赔钱货，别指望逃得掉。”
辛苓醒来的时候，头脑懵懵的，像被什幺沉重的东西压着似的。她翻了个身，世界都是昏暗的。
她发了一会儿呆，才缓缓坐起来。头有些痛，胃也空空的。
她知道，扯什幺都没用。现在的大环境，就是这样。整个城市都在裁人、关店，房租没降，菜价没降，只有工作越来越少。她却还失业找不到工作。
她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但这几天，她忽然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还能不能靠得住。
她忽然想哭。
不是那种哇地一声嚎出来的哭，而是眼眶酸涩，喉咙发紧的那种委屈与无声。她的世界昏暗、狭窄，又冷又湿，像一口永远晒不到太阳的井。
但她还是坐起身来，却看到林稚正弯着腰，小心翼翼地在拖地。
他穿着她旧的T恤，洗得有些发白，袖口略显松垮。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斜斜洒进来，落在他脚边的水迹上，一点一点被拖布抹干净。他的动作有些笨拙，却极认真，每走一步都尽量不发出声响，生怕吵醒她。
察觉到她坐起来，他立刻回头，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又悄悄低头，继续拖地。
这几天，林稚一直在力所能及地做些家务。
他做这些的时候，从不发出太大声响，动作小心而轻。每次她醒来时，屋里总比前一天干净一点。他总在她最疲惫的时候，把热水烧好，默默把厨房收拾干净。
像只猫——不是撒娇的那种，而是那种从小流浪惯了的街猫，靠近人时眼里总带着谨慎与试探，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好藏进微不足道的动作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