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忠站在房山办事处二楼的窗口，望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点燃了今天的第七支烟。
四十一岁的年纪，在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东海县支行下面的这个乡镇办事处，他已经待了整整十三年。
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就像他这些年积攒的无奈。
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毕业那年，他是班里少数几个考进银行系统的。
那时候意气风发，以为自己的人生会像东海县通往市区的柏油路一样平坦开阔。
实习半年后，他被分到了房山办事处，从柜员做起，信贷员、客户经理、副主任，一步步爬上来。
前年终于当上了办事处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
可这“主持全面工作”五个字，在乡镇办事处，意味着什么都要管，什么责任都要担。
存款任务、贷款投放、不良清收、客户维护，还有那永远开不完的会议，填不完的报表。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妻子孙晓梅发来的微信：“晚上回来吃饭吗？儿子今天数学考了全班第三。”
黄明忠回复：“回，可能要七点多。”
其实从房山到县城，开车也就四十分钟。
但这四十分钟的路，他每天早晚各走一趟，已经走了十三年。
早上六点半出门，晚上最早七点到家，遇到月底、季末、年末，通宵加班也是常事。
家住在县城七楼那套138平的商品房里，三年前买的，房贷还有十二年。
妻子孙晓梅在县第二小学教语文，三十九岁，气质温婉，是那种典型的江南女子。
儿子黄晓阳十五岁，在县一中读初二，成绩不错，正是叛逆期，话越来越少。
黄明忠掐灭烟头，开始收拾办公桌。
黑色的皮质公文包已经磨损得边角发白，拉链坏过一次，妻子给缝了个扣子。
他摸了摸那个粗糙的针脚，心里涌起一阵愧疚。
孙晓梅跟着他，没享过什么福。
结婚那年他还在实习期，工资低，租住在老城区一套四十平的老房子里。
怀孕时她挺着大肚子挤公交去学校上课，直到临产前一周才请假。
儿子出生后，她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还要照顾两边老人。
这些年，他早出晚归，家里的事几乎全扔给了她。
儿子开家长会，十次有八次是她去；老人生病住院，是她陪床照顾；家里装修买家具，是她一个人跑市场。
不是他不想管，是真的没时间。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张大强。
“明忠，在哪呢？”电话那头的声音透着兴奋。
“还在办事处，正准备回去。”
“先别急着回家，到县里先来我这一趟，有重要的事跟你说。”张大强压低了声音，“关于你调动的事，有眉目了。”
黄明忠的心猛地一跳：“真的？什么情况？”
“电话里说不方便，你到我家来，咱们当面聊。快点啊，我等你吃饭。”
挂断电话，黄明忠的手有些发抖。他抓起公文包，锁好办公室的门，下楼发动那辆开了八年的国产轿车。
引擎在暮色中轰鸣，车灯划破乡镇街道的昏暗。
路两旁的店铺陆续亮起灯，小餐馆里飘出炒菜的香味，几个老人坐在路边下棋。
这一切他太熟悉了，熟悉到几乎麻木。
但今天不一样。张大强的话像一针强心剂，让他沉寂已久的心重新跳动起来。
张大强是他大学同学，也是连云港老乡。
毕业后一起考进银行，张大强分在县行信贷科，这些年顺风顺水，三年前就当上了信贷科长。
两人关系一直不错，黄明忠在基层的业绩，有不少是靠张大强在县里帮忙协调贷款客户做起来的。
车驶上通往县城的省道，黄明忠打开了车窗。
初秋的晚风带着凉意，吹在脸上很舒服。
路两旁是成片的稻田，稻穗开始泛黄，再过个把月就该收割了。
他想起十三年前刚来房山时的情景。
那时候办事处还是平房，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伸不出手。
他住在办事处后面的宿舍里，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就是全部家当。
第一年春节值班，大年三十晚上，整个办事处就他一个人。他煮了包方便面，看着窗外别人家的烟花，第一次怀疑自己的选择。
后来认识了孙晓梅。
那是他实习期快结束的时候，张大强说给他介绍个对象，是二小的语文老师，人长得秀气，性格也好。
见面那天，孙晓梅穿了件淡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扎成马尾，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黄明忠记得很清楚，那天他们在一家小茶馆坐了两个小时，聊了什么现在大多记不清了，只记得她说话声音很轻，但每句话都说到他心里去。
结婚那天，张大强是伴郎。闹洞房的时候，张大强起哄让他抱着孙晓梅做深蹲，他做了二十个，累得气喘吁吁，孙晓梅在他怀里笑得花枝乱颤。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十五年？十六年？
时间过得真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