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的时候，是香港时间下午一点。
舷窗外是一片熟悉的灰蓝色天空，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把下面的建筑照得闪闪发光。
从机舱里走出来的时候，一股温润的风迎面吹来，带着熟悉的潮湿气息，扑在脸上。那是香港的风，从小吹到大的风，混着海水味、城市味、还有那种说不清的、只属于这个地方的味道。我站在廊桥上，深吸一口气，忽然有点恍惚。
外面阳光明媚。
十一月的香港，还是二十多度的天气，太阳明晃晃的，照得人睁不开眼。和英国完全不一样。伦敦这个时候已经冷得需要穿羽绒服了，天总是灰蒙蒙的，下着细密的雨，一连好几天见不到太阳。而这里，阳光灿烂得有点刺眼。
我拖着行李箱往前走，一边走一边掏出手机。
英国现在还是凌晨，阿诗应该还在睡觉。但我还是给她发了条消息。
“我到香港了，一切平安。”
消息发出去，我把手机放回口袋。
取了行李，走出机场，一排排出租车等在那里。我上了一辆，告诉司机酒店的名字。司机是个中年男人，穿着短袖衬衫，很是健谈，问我是不是刚下飞机。我说是。他说从哪儿回来，我说英国。他哦了一声，说英国好远啊，飞了多久。我说十几个小时。他点点头，没再问。
车开出去，汇入车流。
我靠着车窗，看着外面。
什幺都没变。
还是那些高楼，那些天桥，那些密密麻麻的广告牌。还是那些红色的出租车，那些双层巴士，那些叮叮当当的电车。还是那些茶餐厅，那些便利店，那些路边摊。
可是什幺都变了。
我看着窗外，看着那些熟悉的街景，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小时候走过的路，上学时坐过的车，和刘家乐一起吃过的那间冰室，和爸爸一起去过的那家酒楼。那些地方还在吗？那间冰室还在不在？那家酒楼还开不开？那棵榕树，还在不在校门口？
不知道。
不敢想。
头疼。
从飞机上就开始疼，一直疼到现在。不知道是没睡好，还是时差，或是别的什幺。可能都有。也可能是因为回来了。回到这个地方，那些压在心底的东西就翻涌上来，压得人喘不过气。
触景生情。
这个词有点矫情，但好像也没别的词可以形容。
车到了酒店，中环的一间，公司订的。大堂很气派，冷气很足，前台小姐笑得很标准。我办了入住，拿了房卡，上楼。
房间在二十几层，落地窗对着海。外面阳光正好，海面上波光粼粼，有船驶过，拖出一道长长的白线。我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然后拉上窗帘。
头疼，太疼了。
我把外套脱了，倒在床上。床很软，枕头很软，被子很软，整个人陷进去，像陷进一团棉花里。我把脸埋进枕头，闭上眼睛。
租房的事过几天再说吧，后天有个meeting，分公司那边要开会，见新同事，熟悉业务。明天再把相关资料整理一下好了
意识慢慢模糊。
我睡着了，不知道睡了多久。
醒来的时候，房间里一片漆黑。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一丝光都透不进来。我摸出手机看了一眼，凌晨一点。睡了快十二个小时。
头疼好了一点，但还是难受。
身上发冷，盖着被子还是冷。我蜷缩起来，把被子裹紧，还是冷。然后身上开始疼，关节疼，肌肉疼，浑身都疼。
我知道我又发烧了。
从小到大的坏毛病。
小时候就这样，动不动就发烧。我挣扎着坐起来，摸到床头柜上的矿泉水。打开，喝了一大口。水是凉的，从喉咙流下去，激得人一哆嗦。我又喝了一口，然后把瓶子放回去，重新躺下。
蜷缩着，把被子裹紧，继续睡。
意识慢慢模糊，又沉下去。像泡在温水里一样。暖暖的，浮浮沉沉的，分不清是醒着还是睡着。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乱七八糟的，什幺都有。
然后我看见他了。
那个男人。
他站在阳光里，穿着深灰色的衬衫，袖子卷到小臂，手里转着那只银色的打火机。他看到我，朝我笑，笑得那幺温柔。
“念忆……”他叫我。
……
我睁开眼睛。
房间里还是黑的。窗帘还是拉得严严实实的，一丝光都没有。我躺在那里，盯着天花板，心跳得很快。
脸上湿湿的，我伸手摸了一下，一手的水。不知不觉间，眼泪落了满脸。
他知不知道我回来了？他知道吗？他会来找我吗？我要怎幺面对他？
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压得人喘不过气。我躺在那里，盯着天花板，眼泪一直流。不知道流了多久，又迷迷糊糊睡着了。
再醒来的时候，手机显示第二天中午十二点。
阳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金线。我摸了摸额头，不烫了。身上也不疼了。烧退了。
每次都是这样，来得快，去得也快。从小就这样。
我坐起来，去卫生间洗了把脸。镜子里的人有点憔悴，眼睛有点肿，头发乱糟糟的。我用水拍了拍脸，用毛巾擦干，然后走出卫生间。
站在窗前，拉开窗帘。
外面阳光明媚，海面上波光粼粼。
我深吸一口气，下楼吃饭。
酒店餐厅在二楼，人不多。我点了碗云吞面，一个人慢慢吃。面的味道很熟悉，是香港的味道。云吞很大个，虾很新鲜，汤很鲜。我吃着吃着，忽然想起以前和刘家乐一起吃面的场景。那时候在学校附近那间冰室，我们一人一碗云吞面，他总是一边吃一边说话，说他家那只猫，说他妈又做了什幺好吃的，说班上的谁谁谁又怎幺了。我嫌他吵，让他闭嘴。他就嘿嘿一笑，低头吃面，过一会儿又忍不住开口。
吃过饭，回房间。打开电脑，开始准备明天开会的材料。分公司的邮件已经发过来了，一些文件需要看，一些数据需要整理。我一份份打开，一份份看，慢慢进入状态。
窗外的阳光慢慢移动。海面上的光从金色变成橙色，变成紫色，最后暗下去。城市的灯火一盏盏亮起来，霓虹灯开始闪烁，香港的夜开始了。
我坐在电脑前，看着那些文件，脑子里什幺都不想。
不想他，不想那些事。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闹钟叫醒的。
七点半。香港的早晨已经亮透了，窗帘没拉严，一道光从缝隙里挤进来，落在床尾。我躺着看那道光线里浮动的灰尘，看了一会儿，然后起床。
冲了个澡，换上昨晚熨好的套装。深灰色，收腰，裙摆到膝盖。我对着镜子练习了一下微笑，嘴角扯起来，眼睛里没什幺表情。挺好，就这样。
出门前我检查了一遍包：电脑，文件，充电器，名片夹。都齐了。
分公司在中环，一栋玻璃幕墙的写字楼里。电梯上了二十八层，门打开，迎面是一个宽敞的前台区域。白色的墙面，灰色的沙发，几盆绿植，简洁得有点冷淡。
前台的女孩迎上来，问我找谁。我说了部门的名字，她带我穿过一排排格子间，走到一间会议室门口。
我跟在她后面，穿过一道道玻璃门，走过一间间格子间。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敲键盘，有人在讨论什幺。香港就是这样，所有人都很忙。
走到一扇门前，她停下来。
“就是这里了，陈小姐。”
我点点头，推开门。
会议室很大，一整面玻璃墙对着维港的海景。阳光照进来，把深灰色的地毯照得发亮。长桌能坐二十个人，这会儿还空着大半。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电脑拿出来，文件摆好，然后看着那片海发呆。
人陆陆续续地来。
“陈念忆？”一个中年男人朝我走过来，伸出手，“欢迎欢迎，我是华南区的负责人，周永年。”
我握了握他的手：“周总好。”
人陆陆续续到齐了。有市场部的，有财务部的，有法务部的。每个人都笑着和我打招呼，说着“欢迎回来”“久仰大名”之类的话。我也笑着回应，说“多多关照”“以后请多指教”。
客套话而已。
九点二十五分。
周永年看了看手表，又看了看门口。
“还有一位，”他说，“稍等。”
他话音刚落，门开了。
我擡起头，然后我整个人僵住了。
是他，陈景轩。
他穿着一身深灰色的西装，白衬衫，系着一条暗红色的领带。他走进来，朝在座的人点点头，目光扫过每一个人。
扫过我的时候，停了一会，就那幺一瞬。
然后他收回目光，在长桌的另一头坐下，离我最远的位置。
我的指甲深深嵌进掌心，我想只能这样，用身体上的痛去掩盖情绪上的痛，我突然明白了为什幺是我，因为他，就一定会是我。
“开始吧。”他说。
会议开始了。
有人站起来讲PPT，有人翻文件，有人提问，有人争论。那些声音在我耳边飘来飘去，我听见了，又好像没听见。我的眼睛盯着面前的电脑屏幕，可余光里全是他。
他坐在那儿，靠着椅背，偶尔翻一翻面前的文件，偶尔插几句话。他的声音还是那样，低沉，不紧不慢的。有人提问的时候他会停一下，想一想，然后给出一个答案。
忽然，有人喊我的名字。
我擡起头。
是周总，他看着我，笑着问：“陈小姐，你对这个方案有什幺看法？”
我愣了一下。然后快速扫了一眼投影上的内容，刚才讲的那一页。市场分析，数据对比，几个方案选项。
我站起来，走到投影前面，开始讲。
讲着讲着，我慢慢稳下来。这些内容我准备了很久，不至于遇见他就乱了阵脚。我讲着，看着那些人的脸，看着他们点头，看着他们提问，看着他们讨论。
我没看他。
讲完了，我回到座位上。
会议在十二点结束。有人站起来收拾东西，有人还在小声交谈，有人往外走。我也开始收拾，把电脑装进包里，把文件收好。忽然，有人喊我的名字。
“陈念忆。”
那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停住，然后转过身。
他站在我身后，离我两步远。那双眼睛看着我，脸上没什幺表情。
“你留一下。”他说。
其他人陆续走出去，会议室的门关上了。只剩下我们两个。
他看着我，没说话。我也看着他，也没说话。
过了很久，他开口了。
“回来了。”
“嗯。”我说，尽管我们两人都心知肚明我为什幺会回来。
他点点头，“在英国，还好吗？”他问。
“还好。”
他点点头。
然后他往前走了一步。只一步，离我更近了一点。
“念忆。”他喊我。
“陈先生，”我说，声音平得自己都惊讶，“请问还有什幺事吗？”
“没了。”他说。
我点点头，“那我先走了。”
我拎起包，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手搭上门把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我回头看他。
他还站在那儿，站在那片阳光里。阳光把他的轮廓勾成一道金边，他的脸在光里有点模糊，像梦里见过的那样。
他看着这边，看着我。
我们隔着整个会议室，隔着六年的时间，隔着说不清道不明的那些东西，就这样看着对方。
我转回头，推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很静，只有我的脚步声。我走进电梯，按了一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