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过后开学的第二个学期，学校的一切一如往常。
在厕所事件之后，琳达没有明面上的行为，但依旧和她的小团体说我的坏话。这些不过是毫无杀伤力的噪声。
慕尼黑的天空似乎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经济与政治的低气压渗透进城市的每一个缝隙。学校，这个由规则构筑的相对有序空间，但并非的绝缘体。紧张、挫败，以及无处发泄的青春期躁动，暗流般在课桌间涌动。
利奥·沃尔夫，是这种情绪具象化产物。他比同龄人高大壮实，父亲在屠宰场工作，身上总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血腥与啤酒混合的气息。利奥继承了父亲的体格和粗野，他的世界非黑即白，力量是唯一的通行证。将这些当做是“男子气概”。
他对夺取他风头的人报以敌意。
这种敌意之前仅限于偶尔的推搡、故意撞掉我的书本，或者几句含糊的嘲讽。
直到5月份下午的物理课。
老师在黑板上讲解一道关于杠杆与省力原理的题目，受力分析复杂。利奥在底下烦躁不安地扭动，一无所获。老师想通过提问的方式让他专注听课，或许只是单纯想找个人回答，让他回答这个问题。
他支吾了几个字母，脸涨得通红。教室里响起压抑的低笑。老师的目光在教室里扫过，最后落在我身上。
“露娜·诺伊曼，你来解答一下。”
我站起来，用尽可能简洁清晰的语言，分步骤解释了支点、动力臂、阻力臂的关系，以及如何列出平衡方程。
我刚坐下，下课铃响起。老师离开后，喧嚣填满了教室。我低头整理书籍，准备去图书馆。
阴影笼罩了我的课桌。是利奥·沃尔夫。他脸色铁青，拳头紧握，脖根泛红。
他认为物理也是”男子气概“的一部分。
“显摆够了吗？怪胎！”他低吼道，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
我没擡头。无视是最有效的冷却剂。
我的沉默进一步激怒了他。他把课堂上积累的羞辱全部倾泻在这个瞬间。
“你当时什幺眼神？觉得我很蠢，是吧？跟你那个死鬼老爹一样，只会躲在后面算计！”
关于父亲，隆美尔叔叔说他是英雄，母亲的态度是怨怼，在我心中，他是模糊却不容玷污的形象。
我擡起头，直视他的眼眸。
“怎幺？我说错了？听说他死在凡尔登了？哼，谁知道是不是当了逃兵，被自己人毙了？或者干脆就是没用的炮灰……”
“炮灰”刺穿了我一直以来用逻辑和知识构筑的冷静外壳。
他空有力量，但协调性和反应速度远逊于我，我打得过。他的家庭背景，一个屠宰场工人，无权无势，不像琳达有让学校老师忌惮的背景，我惹得起。
我没有思考后果，没有计算概率。在那一刻，脑子里没有数列，没有公式，没有福尔摩斯的演绎法。只有原始而灼热的冲动，需要用一个物理行动来否定他的污蔑。
我猛地站起身，动作快得自己都意外。右手握拳，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对准他那张还在喷吐恶言的嘴，狠狠砸了过去。
触感是坚硬的牙齿撞击指骨，伴随他短促的痛呼。
教室里瞬间死寂。
利奥踉跄后退，捂住嘴巴，指缝间渗出血丝。他难以置信地瞪着我，随即发出野兽般的怒吼，朝我扑来。
愤怒让他失去了章法。我侧身避开他笨拙的冲撞，顺势用脚绊了他一下。他身体瞬间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发出沉闷声响。
我只是站在那里，呼吸有些急促，手背传来阵阵刺痛。
这一拳，是风险可控下的最优解——一个宣泄愤怒且维护父亲名誉的“暴力解”。
很快，老师和训导主任被惊动。我们被带到了办公室。
训导主任严厉的询问，我只是他重复那些关于父亲的污言秽语，：“他侮辱我为国捐躯的父亲，这是事实。我动手，是作为女儿应有的反应。”
事情涉及对阵亡军人的不敬，这在德国社会是极其敏感的话题。他不想把事情闹大，却也不能放任学生斗殴。
“通知双方家长。”
母亲是被学校的紧急电话叫来的。脸上是惯常的不耐烦和一丝被麻烦找上门的愠怒。她扫了一眼我和嘴角肿胀的利奥，眼神冰冷。
另一个男人也出现在了办公室门口。是科赫先生（K）。他穿着剪裁合体的深色大衣，神情严肃，仿佛只是恰巧路过。
科赫先生没有看我，直接对训导主任说：“我正好来学校处理一点捐赠事宜，听说这里有些……纠纷。诺伊曼夫人一位女士独自处理可能不便，作为朋友，我来看看是否需要帮忙。”
母亲似乎找到了主心骨，立刻将事情简化为“露娜在学校动手打人，惹了大麻烦”，忽略了利奥侮辱父亲的起因。她语气甚至带上了几分委屈：“这孩子从小性格古怪，不服管教。”
科赫先生目光投向我，审视、不带任何温度的目光，仿佛评估一件有瑕疵的货物。他看到了我脸上的倔强，看到了毫不退缩地与他对视。他看到了我身上那种无法掌控，必然不喜欢的“异常”。
“沃尔夫家的情况我了解一些，父亲生活不易。利奥·沃尔夫口无遮拦，固然有错，但诺伊曼小姐出手伤人，性质更为恶劣，是性格和行为方式的问题。长期沉浸在不切实际的数学和逻辑里，让她缺乏了对现实规则的基本尊重。”
事情被归因为”口无遮拦”，定性为“性格问题”和“行为恶劣”
“我在柏林有业务上的朋友。柏林那边的几所中学，学风严谨，尤其注重学术，更适合露娜小姐这样……专注于学业的孩子。换个环境，对她个人成长或许更有益处。”
“是的，科赫先生说得对。露娜是需要换个环境了。柏林那所学校，麻烦您帮忙联系。”
与其说是换一个更好的环境，不如说是变相抛弃。这不是建议，而是裁决。
科赫先生利用他的影响力，母亲顺水推舟。将我清除出他们的生活圈子。既能平息眼前的麻烦，又能摆脱我这个一直以来的“累赘”和“异类”，让母亲和科赫先生的关系少一个潜在的知情者和障碍。
逻辑和真相，在成人的权力和利益权衡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事情处理得异常迅速。没有停学处分，只有一份“建议转学”的模糊记录。
我的物品很少，主要是书籍和笔记，还有Lorelei。母亲没有来我的房间，只是在客厅里，隔着距离说句“柏林机会多，你好自为之”。她承诺给我交学费和租房子的房租费。
隆美尔叔叔因军务在外，并且他的儿子曼弗雷德·隆美尔在今年出生了。他无暇赶来。他寄来了一封信和一小笔钱，信中叮嘱我保持冷静，专注学业。
“你的天赋是你的武器，无论何处。”
柏林，更庞大、更复杂、也更陌生的系统。没有母亲的阴影，没有K的审视，也没有琳达或利奥那样的干扰项。那里有更顶尖的大学，更丰富的图书馆，更广阔的学术天地。
列车规律的轰鸣声如同节拍器。我抱紧了怀中的Lorelei，指尖拂过她粗糙的金色眼瞳。
这是一次逻辑驱动的战略转移。慕尼黑的变量不利于函数的最大化发展。柏林将提供新的定义域和值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