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过得比我想象的快。
3月29日，周六。
妈妈一早就醒了，在厨房里忙活了一上午——蒸了一锅馒头，卤了一锅鸡蛋，又炸了一碗肉酱。
她把馒头晾凉，用干净的纱布包好，放进布袋里；卤蛋一颗一颗擦干，装进玻璃瓶；肉酱装在搪瓷罐里，拧紧盖子。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问她这是做什么。
“出远门，路上吃。”她头也不回地说，“省城远，坐大巴要六个小时，中间不歇脚。你饿着肚子赶路，妈心疼。”
我心里一动。她没有说“妈心疼自己”，她说的是“你”。她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儿子。
3月30日，周日。
她翻出那只樟木箱，把爸爸的中山装、蓝色旧衬衫、还有那件灰色毛线背心，一件一件叠好，用干净的塑料布包起来，放进一个旧旅行袋里。
她做这些的时候很安静，手指稳稳的，没有抖。
她把旅行袋的拉链拉上，又拉开，看了看里面，又拉上，反反复复好几遍。
“妈，带这么多衣服？”我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你爸走的时候，身上穿的是囚服。我想着……把家里这些衣服带去，让他……换上。”
我的喉咙一哽，说不出话来。
3月31日，周一，清晨五点。
天还黑着，老宅里只有厨房亮着一盏灯。
妈妈已经起来了，穿了一件我没见过的深灰色呢子外套——那是她压箱底的好衣服，平时舍不得穿，只在过年走亲戚的时候套一下。
外套的扣子擦得锃亮，领口别了一枚旧式的胸针，是朵素银的小花，花瓣已经被岁月磨得有些模糊了。
她对着镜子，把头发一丝不苟地绾起来，用一根旧簪子别住，又照了照，把簪子拔下来重新别了一次。
她今天很好看。
不是那种年轻的、张扬的好看，而是一种端庄的、沉静的、像一棵经历了风霜的老树终于开出花来的好看。
她明明已经38岁，穿着那件深灰色的呢子外套，却依然身姿挺拔——外套的腰身收得刚好，勾勒出那截纤细的腰肢；胸前两团沉甸甸的乳肉被外套的布料裹住，却依然撑出饱满的弧度，随着她系扣子的动作轻轻晃动。
她的脸色比前几天好了一些，不再那么惨白，眼下那片青黑也淡了一点。
她对着镜子看了很久，然后轻轻叹了口气，转身。
“明明，走吧。”
她挎着那个旧旅行袋，我背着双肩包，锁上门。
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发出清脆的“咔哒”声。
她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这间住了十九年的老宅——窗台上晾着的那排男式旧衣已经被收走了，空荡荡的晾衣杆在晨风里轻轻晃动。
“走吧。”她又说了一遍，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巷口的公交站，早班车还没来。
晨雾很重，路灯在雾气里晕开一圈一圈黄蒙蒙的光。
妈妈站在站牌下，挎着旅行袋，背挺得笔直。
有几个早起买菜的大妈路过，看见她，都露出欲言又止的神色——她们都知道老沈家的事了。
有人想上前说话，被她轻轻摇了摇头挡了回去。
她站在那里，像一棵扎根在雾里的树。
公交车来了。
我们上了车，她坐在靠窗的位置，把旅行袋放在膝盖上，双手交叠着放在袋子上。
车开动的时候，她透过车窗看着渐行渐远的老宅，看了很久，直到那栋灰扑扑的筒子楼消失在晨雾里，才收回目光，轻轻闭上眼。
大巴站在城东。
我们到的时候，候车大厅里已经人声鼎沸——扛着编织袋的民工、抱着孩子的妇女、提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嘈杂的方言和广播声混成一片。
妈妈攥着车票，在我前面排队检票。
她穿着那件深灰色呢子外套，在人群里显得格外安静。
上了大巴，她坐靠窗的位置，我坐她旁边。车发动的时候，她忽然轻轻说：“明明，你爸……年轻时候，可帅了。”
我愣了一下，侧过头看她。
她看着窗外，晨光从车窗玻璃上滑过，映在她脸上，把她眼角的细纹照得分明。
她的嘴角带着一点极淡的、怀念的笑意，眼神却有些空洞，像是透过窗外飞逝的景物，看见了很远很远的从前。
“他十九岁那年，在厂里当临时工，我十五，还在念初中。”她轻轻地说，“他总爱在放学路上等着我，给我买糖葫芦。后来他出事那年，我才十八。他在里头给我写信，头一封信就写了八页纸，说他这辈子是完了，让我别等他。”
她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声音更轻了：“我没听他的。我十九岁那年，跟他领了证。他隔着玻璃看我，哭得跟个孩子似的，说他对不起我。我说，你别哭，等你出来，咱们好好过日子。”
大巴驶上高速公路，窗外的景物开始飞速后退。
田野、村庄、电线杆，一帧一帧地从车窗玻璃上掠过。
妈妈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在想事情。
我侧过头看她——她睡着的样子，眉头还是微微蹙着，睫毛在晨光里轻轻颤动。
她睡着的时候，呼吸渐渐绵长，胸口的起伏越来越深，那两团被呢子外套裹住的乳肉随着她的呼吸一鼓一落，把外套的布料撑得一紧一松，紧的时候勒出圆润的弧线，松的时候又软软地垂下去。
那外套的领口因为她靠着椅背的姿势微微松开，露出内里一截白腻的脖颈和锁骨，那道乳沟的边缘在深灰色布料的阴影里若隐若现，随着车身的颠簸轻轻晃荡。
六个小时的车程，她醒醒睡睡，睡睡醒醒。
中途停靠服务站的时候，她下了车，在洗手间里待了很久。
出来的时候，眼睛有些红，但表情是平静的。
她坐回座位上，从布袋里掏出早上蒸的馒头，掰了一半递给我：“吃吧，还热着。”
我接过来，咬了一口。馒头是凉的，只有中间还存着一点温热。可我还是觉得，那是这世上最好吃的馒头。
下午一点，大巴驶入省城客运站。
省城比老城大多了。
高楼、立交桥、川流不息的车辆，还有那些行色匆匆的、谁也不认识谁的陌生人。
妈妈站在客运站门口，看着这个陌生的城市，眼神里有一点茫然。
她掏出手机——一部老旧的直板机，屏幕都花了——翻出那纸法院通知，又看了看地址。
“XX监狱，在城北。”她说，“妈问了人，说坐公交车，换两趟。”
“打车吧。”我说。
她摇了摇头，语气里带着一点固执：“打车贵。公交车省钱，妈问好路了。”
我没有再坚持。
她攥着那纸通知，带着我穿过客运站熙攘的人群，找到公交站台。
公交车晃晃悠悠地开了将近一个小时，穿过省城最繁华的市中心，又穿过一片老旧的居民区，最后停在一个冷清的站台上。
司机说：“到站了，往前走到头就是。”
下了车，妈妈站在原地，看着前方。
监狱。
灰白色的高墙，目测有五米高，墙顶拉着电网，墙根下种着一排光秃秃的杨树。
大门是铁制的，漆着深绿色的漆，门楣上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XX省第XX监狱。
大门两侧各站着一名持枪的武警，身姿笔挺，面无表情。
高墙的顶端，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岗楼，岗楼里隐约能看见黑洞洞的枪口。
风从墙根下刮过来，带着一种生冷的、铁锈和水泥混合的气味，还有远处隐隐传来的、不知是广播还是哨声的声音。
妈妈站在监狱大门前，不动了。
她仰着头，看着那堵高墙，看了很久很久。
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几缕碎发飘在她脸颊上，她没有去撩。
她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弯了腰、却始终没有折断的芦苇。
那件深灰色呢子外套在风里微微鼓起，紧贴着她的身体，把那截纤细的腰肢和那两团沉甸甸的乳肉勾勒得格外分明——乳肉在风里轻颤，把外套的布料撑出两个饱满的弧度，那两点被冷风激得微微挺立的乳头在布料下若隐若现。
她浑然不觉，只是仰头看着那堵墙，像是在看一座墓碑。
我站在她身后半步的位置，没有催她。
过了很久，她轻轻开口：“十九年了。妈来过这儿很多次……每次来，都是隔着玻璃看他。”
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我心里发酸：“妈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来这儿……接他回家。”
她说完，低下头，从布袋里掏出那纸通知、身份证、结婚证——那本结婚证很旧了，红色的封皮已经褪色，边角磨得发白，可里面那行字还是清晰的：妈妈，女，与陆建华，自愿结婚。
她把它小心地放在掌心，看了几秒，然后合上，对门卫走去。
办理手续的过程很顺利——狱方显然已经处理过很多这样的案子。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狱警，姓王，说话慢条斯理的，带着一点南方口音。
他先是例行公事地核对身份、检查证件，然后语气放软了一些：“妈妈同志，请节哀。陆建华同志走得很安详，临终前……情绪很平静。”
他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这是他的遗物清单，请核对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在这里签字。”
遗物清单。
一张A4纸，打印的铅字，列着一行行冰冷的东西：囚服一套、布鞋一双、搪瓷缸一个、毛巾一条、牙刷一支、信纸一沓、圆珠笔一支、……、骨灰盒一只（已由殡仪馆密封）。
妈妈盯着那张清单，看了很久。她的手指按在纸上，指腹缓缓滑过那行“信纸一沓”，停住了。
“他……还在写信？”她的声音有点抖。
王狱警沉默了一下，说：“是的。陆建华同志入狱以来，一直保持写信的习惯。去年他病情加重之后，也还在写。他说……怕哪天不写了，家里人会担心。”
他说着，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沓信纸：“这是最后几个月写的，还没来得及寄出去。我们检查过了，没有违禁内容，按规矩可以交给家属。”
妈妈接过那个塑料袋，指尖颤抖着，却没有打开。
她只是把它紧紧攥在手里，攥得指节泛白，然后弯起嘴角，露出一个很淡很淡的笑：“……他还写。他还写就好。”
王狱警领着我们穿过一道又一道铁门。
铁门一重一重地在身后合拢，发出沉重的“哐当”声，回声在走廊里荡开。
走廊很长，两侧是灰白色的墙壁，头顶是惨白的日光灯。
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铁锈和某种说不清的潮湿气味。
妈妈走在我前面，脚步很稳，背挺得很直，只有我注意到，她攥着旅行袋带子的手指，指节已经泛白。
那件呢子外套在惨白的灯光下泛着暗沉的光，紧紧裹着她的身体，把她丰腴的曲线勾勒得格外分明——胸前的两团乳肉随着她走路的动作微微晃动，把外套的布料撑得一鼓一落，乳肉的形状在布料的包裹下若隐若现，那两点被凉气激得微微挺立的乳头在布料下顶出两个小小的凸起。
她浑然不觉，只是稳稳地走着，像一个赴刑场的烈士，又像一个接丈夫回家的妻子。
最后，我们被领进一间布置得很简单的房间。窗明几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放着一个红布包裹的方盒子。
骨灰盒。
狱方把爸爸的骨灰盒装在一个红布袋子里，系着红绳，放在桌上。布袋上印着“奠”字，烫金的，在惨白的日光灯下泛着暗沉的光。
妈妈站在桌前，看着那个红布包裹，很久很久没有说话。
我听见她的呼吸变轻了，又变重了，像是深吸了一口气，又像是把什么东西咽了回去。
她伸出手，指尖触到红布的表面，轻轻抚了一下。
那动作那么轻，那么小心，像是在抚摸一个睡着了的人，怕把他吵醒。
“建国。”她轻轻开口，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来接你回家了。”
她说着，把红布包裹抱了起来，搂在怀里。
那动作很稳，稳得没有一丝颤抖。
她把脸贴在红布上，贴了很久。
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她身上，把她整个人镀上一层暖融融的光。
她抱着那个盒子，像抱着她的整个世界。
她的脸颊贴着红布，眼睛闭着，睫毛轻轻颤动，有泪水从眼角滑落——可她抱着骨灰盒的姿态却那么稳，那么紧，仿佛这就是她这辈子唯一的支撑。
王狱警站在门口，没有催促。
过了很久，妈妈抬起头来，对王狱警说：“谢谢。麻烦您了。”
王狱警摇摇头，欲言又止，最后说：“嫂子，往后……节哀。陆建华同志这些年，一直念叨家里。他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他说……要是能重来，他当年……就不该做那件事。”
妈妈的眼泪终于掉下来。
她站在那里，抱着骨灰盒，眼泪无声地滑落，一滴，一滴，砸在红布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静静地流着泪，像是在为这十九年的等待，画上一个最终的句号。
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
夕阳从西边照过来，把灰白色的高墙镀上一层暗金色的光。
妈妈抱着那个红布包裹，站在大门外，回头看了一眼那堵高墙。
十九年的等待，十九年的书信，十九年的“等你回来”，都在这堵墙里画上了句号。
她站在门口，夕阳落在她身上，把她整个人染成一片暖融融的金色。
那件深灰色呢子外套在夕阳里变成了深褐色，紧紧裹着她的身体，把她那两团沉甸甸的乳肉衬托得格外饱满——她抱着骨灰盒的姿态让那两团乳肉被挤压得更甚，几乎要从外套的领口溢出来，布料被撑得绷紧，那两点在夕阳的逆光下隐约可见。
她的脸上有泪痕，眼角还挂着没干的泪珠，可她的背挺得笔直，目光平静，像一个终于完成了某种使命的战士。
她转过身，没有再看。
“走吧。”她说，声音很轻，却很稳，“回家。”
回程的大巴上，妈妈把骨灰盒放在膝盖上，双手护着，像护着什么珍贵的宝贝。
她靠着车窗，看着窗外飞逝的景物，很久没有说话。
夕阳的光从车窗滑进来，落在她脸上，把她眼角的泪痕照得银亮，也把她胸前那两团被呢子外套裹住的乳肉染成了蜜色——那两点在夕阳的光里格外清晰，挺立在乳肉的顶端，把外套的布料顶出两个小小的圆锥形阴影，随着大巴的颠簸轻轻晃动。
她忽然轻轻开口：“明明。”
“嗯。”
“你爸他……走的时候，是笑着的。”她轻轻地说，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狱警说，他走之前，还念叨着，说芸啊，我要回家了。”
她说着，弯起嘴角，露出一个很淡很淡的笑。那笑里有泪，也有释然，像一片经历了漫长雨季的云，终于开始放晴。
“他回家了。”她轻轻说，“妈也……该回家了。”
大巴在暮色里驶向老城的方向。
妈妈靠着车窗，渐渐睡着了。
她的呼吸绵长而平稳，眉头第一次在睡梦中舒展开来，嘴角带着一丝极淡的、安详的笑意。
夕阳的光从车窗滑进来，落在她身上，把她整个人镀上一层暖融融的金色。
她睡得很沉，抱着骨灰盒的姿势一点都没有松懈，像是怕一松手就会失去什么。
她睡着的时候，胸口的起伏渐渐变深，那两团沉甸甸的乳肉随着呼吸一鼓一落，把外套的布料撑得一紧一松——紧的时候勒出圆润饱满的弧线，松的时候又软软地垂下去，那两点在呼吸的起伏中若隐若现，在夕阳的余晖里勾出一道暧昧的轮廓。
她不知道自己的样子有多么引人注目——她只是睡着了，靠在车窗上，抱着丈夫的骨灰，像一个守了十九年终于可以卸下重担的旅人。
我坐在她旁边，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看着远方的灯火一盏一盏地亮起来。
她的呼吸声很轻很轻，混在大巴发动机的轰鸣里，却比任何声音都让我心安。
倒计时还有三天。
可我知道，那团蓝色的火焰，再也不会烧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