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的莫斯科，下午四点天就已经暗了。风从河面上推过来，卷着碎雪往玻璃上撞，发出很细的声响，像指甲轻轻刮过去。
德米特里走进卧室的时候，安娜正坐在床边给瓦洛佳的毛衣缝扣子。针穿过去，拉紧，再穿过去。她的手指很稳，动作很熟练，像是做了很多遍。
"明天早上八点，陪我出去一趟。"
安娜没有擡头。她咬断线头，把毛衣叠好放在枕边。
"去哪？"
"办事。"
"什幺事？"
德米特里没有回答。他站在门口，大衣没有脱，领口散着外头的寒气。他看了安娜几秒，转身出去了。
安娜坐在床边，手还放在那件毛衣上。隔壁房间传来瓦洛佳的声音——两岁的孩子正在牙牙学语，发出一些不成词的音节，中间夹杂着保姆的笑声。
安娜关了灯，躺下。黑暗里她睁着眼睛，想那个"办事"到底是什幺意思。
想不出来，翻身睡了，迷迷糊糊间感受到德米特里的味道笼罩住她。
第二天早上，司机把车开到门口的时候，安娜披散着头发，已经穿好了大衣，背了一个小小的包。
德米特里坐在后座，看她上车，关上门。司机发动了车子。
德米特里从上车一直握着安娜的手，像是在确认什幺。雪下了一整夜，路边的积雪堆得很高，像一堵一堵矮墙。安娜看着窗外，街上的行人裹着大衣低头走，像一排排移动的灌木。
车拐进一条安静的街。两边是旧式石砌建筑，墙面爬满枯藤，黑的，死的。
车停在一栋三层灰楼前。门口没有招牌，只有一扇铁门。
德米特里先下车，绕过来替安娜拉开门。
安娜走进门。暖气扑面而来，走廊很窄，黑白格子地砖，墙上的石膏线泛了黄。一个穿深色套裙的女人等在那里，点了点头，带她上二楼。
走廊尽头是一间办公室。落地窗，窗台上摆着一排橡皮树，叶子上蒙了一层灰。
然后安娜才看见了。
坐在书桌后面的女人，五十多岁，头发挽成了一个髻，深灰色西装。她看着安娜和德米特里进来，把面前的文件夹推到了桌子正中央。
德米特里走到安娜身边，说：
"坐下。"
安娜没有动。她看着那个女人，又看德米特里，最后目光落在那份文件夹上——深蓝色皮面，金色徽章。
过了很久，她说：
"这是什幺？"
德米特里没有说话。
安娜看向那个女人，女人擡起头，很平静：
"我是这区的婚姻登记负责人。"她说，"我们可以开始了。"
安娜的手指掐进了手心。她感到一阵很钝的冷，从后颈一路窜到头顶。
十一年了。
她十九岁那年被德米特里的助理安排住进阿尔巴特街附近那间公寓。那时候她太小了，她习惯了一个人在公寓呆着，习惯了每次被使用后的那种酸痛，习惯了忽略自己的情绪。
她跑的第一次。二十一岁那年，她发现怀孕了。她知道是德米特里换了药，她知道德米特里不会放了她，她还是跑了，坐飞机转机去了西班牙，没想到她能跑出来都是德米特里让的。
她因为长期精神压抑导致妮娜早产，她晚上不知道在心里咒骂过德米特里多少次，但是看到他小心翼翼的照顾着妮娜的时候，又觉得没什幺意思。
跑的第二次，一天内接到母亲去世和妹妹断绝关系的电话，很奇怪的，她没有什幺波动，反而奇异的有一种被松开的感觉。她去了一个随机的地方，在哪里没人知道她是谁，没人管她以前是做什幺的，在哪里，真的很宁静。
美梦易碎，她现在也不怎幺想跑了。
不是因为她爱他。是她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了。母亲不在了，妹妹不要她，朋友早就断了联系。她唯一还认识的路，是回巴尔维哈的路。
瓦洛佳出生的时候，她已经不想了。两岁的瓦洛佳现在满屋子跑，抓着她的裙角要她蹲下来，用一种她听不懂的幼儿语言跟她说话。她弯腰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他整个人挂在她身上，脸贴在她的颈窝，暖的，沉的，像一块小石头压在她心上。
德米特里没有让他遭受过白眼。瓦洛佳的出生证明上填的是德米特里的姓氏，疫苗本上没有空白。妮娜从小身体不好，他给请了最好的家庭医生，最好的保姆，最好的幼儿园。他在物质和感情上没有亏欠过他们任何一点。
但安娜始终见不得光。
她习惯了巴尔维哈的围墙。习惯了等德米特里的车开进院子才走出房间。习惯了在德米特里有客人的时候很少出去。习惯了他的控制——他替她决定她的人生，她要不要生孩子，她的所有一切。
他不是那种强硬在外面的俄罗斯男人，他的每一点控制，就像蜘蛛网，等你反应过来，你已经粘住了。
她不是没有挣扎过。但她三十岁了，她已经跑了两次，两次都回来了。
她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三次，如果有，她希望他永远找不到她。
"安娜。"
德米特里在叫她。
安娜擡起头。德米特里站在她旁边，看着她，眼神很平静。那里面没有逼迫，没有算计，有一点期待和温柔。
他站在那里，等着。
安娜看了他很久。她想起他很多次站在门口看她，像确认她还在不在。她想起他很多次把她的名字写在支票上，签给她母亲看病。她想起他很多次在她半夜醒来的时候，坐在床边不说话，等她自己重新睡着。
她分不清这些动作哪一个是爱，哪一个是习惯，哪一个只是占有。
也许都是。
局长把笔推到她面前。笔是深蓝色的金属外壳，握在手里有冰凉的温度。
安娜拿起笔，手指在纸上停着，没有动。
她想了妮娜。妮娜在学校里总是很骄傲的提起爸爸和妈妈，她什幺都不知道。妮娜的眼睛是蓝色的，和德米特里一样。头发长长的，黑黑的。像春天刚解冻的河水，像我。妮娜笑起来的时候，左边脸颊有一个很浅的酒窝。
她想了瓦洛佳。瓦洛佳褐色的软软的头发和德米特里一样，瓦洛佳现在两岁了，满屋子跑，摔倒了也不哭，爬起来继续跑。瓦洛佳抓她的手指，攥住了就不放，用他绿色的眼睛直直的看着你。
她想了自己。她十九岁到三十岁，十一年。她从一个会逃跑的女孩，变成了一个离不开笼子的女人。
她不是不知道德米特里在做什幺。她只是不知道，如果她拒绝，她会去哪里。
安娜放下笔，又拿起来。
她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字写得有些扭曲，倒不是她不识字，是手指不听使唤。
德米特里接过了笔，在她的名字旁边，写了自己的。
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声音。
局长站起身，合上文件夹，从抽屉里取出一枚红色的印章，盖在最后一页上。印章落下去的时候，发出一声闷响。
德米特里从局长手里接过一个红色的文件，打开看了一眼，递给安娜。
安娜没有马上接。她站在那里，看着那张文件，封面上烫着金色的字。
德米特里把文件放在桌上，靠近她的那一侧。
安娜拿起来，翻开第一页。上面有她的名字，德米特里的名字，还有一行小字：2010年1月1日。
她把文件折起来，放进包里。
德米特里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说：
"走吧。"
安娜跟在他后面下楼。走廊很窄，黑白地砖踩起来有轻微的回声。走出铁门的时候，外面的风比来时更大了，雪被风吹起来打在脸上，像很细的针。
司机把车开到门口。德米特里先上车，坐在里面。安娜在车门外站了一秒，然后上了车，关上门。
车发动了。街上的雪越下越大，电线杆和路灯一根一根往后退，消失在白茫茫的暮色里。
德米特里坐在旁边，没有说话。安娜看着窗外，路边的雪堆越来越厚，像一座座小小的墓碑，整齐地排在马路两侧。
她没有哭。她甚至没有觉得难过。她只是觉得累，像走了一段很长的路，终于到了一个她早就知道会到的地方。
车拐进巴尔维哈的方向，铁门缓缓打开又关上。安娜下了车，走进房子。
瓦洛佳听见她的脚步声，从客厅跑过来，光着脚踩在地板上，张开手喊着"Мама"。安娜蹲下来，把他抱起来。他整个人贴在她身上，脸埋在她的颈窝，暖的，沉的。
安娜把他的腿拢在一起，抱着他往楼上走。
包随着她的步伐，轻轻撞在她的胯骨上，一下，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