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衍住在泰晤士河南岸一栋改建过的仓库公寓里。工业风的Loft，裸露的砖墙，黑色的钢窗框，头顶上横着粗粝的原木房梁。
她开门的瞬间，宁洱声闻到一股很淡的松木香，来自她工作室里那些进口的香薰蜡烛，一瓶能卖到三百镑。
她穿着一件墨绿色的真丝睡袍，指甲涂着哑光裸色，干净得像一颗剥了壳的杏仁。
“宁先生。”她看了看他的证件，没有请他进门的意思，“警方的人已经来过四轮了。”
“我是外包的。”宁洱声把证件收回去，“按规矩，我只对雇我的人负责，警方拿不到的答案，也许我能拿到。”
柳衍盯着他看了三秒，侧了侧身子。
公寓很大，客厅挑空到顶，一面墙全是钢框玻璃窗，能看到泰晤士河拐弯处的一小段。
沙发是黑色的马鞍皮，茶几是一整块不规则的玻璃，底下垫着一截被劈开的橄榄木。一切都很有品位，很贵，很冷。
茶几上连一本翻开的杂志都没有。
这间公寓像一个被精心布置过的展位，没有生活的痕迹，也没有人的温度。
“我没什幺能补充的了。”柳衍在沙发上坐下，翘起一条腿，姿态优雅而戒备，“我那天在工作室，助理，三个客户，送货的司机都能证明。下午一点到六点我都在。”
宁洱声没坐。
“我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你，你知道的，我们总能判断你有没有说谎的。”
他走到那面玻璃窗前，背对着她，看着河面上慢慢拖过的一艘垃圾驳船。
“你的不在场证明很完美。”他说，“但你妹妹柳依自从婚后从来没有回到伦敦。你为什幺要对警方说你怀疑她？”
身后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柳衍发出一声很轻的笑，那笑声像冰面上裂开的一道细纹，转瞬即逝。
“你见过她吗？柳依。”
“还没有。”
“那你见过就知道了。”柳衍说，“她是那种——让你忍不住想怀疑的人。不是因为她做了什幺，是因为她什幺都没做。她这辈子什幺都没做过，小时候是我去跟欺负她的人打架，是我站在母亲面前替她挨骂，是我在她哭的时候把她拉到身后。她只会站在我后面，低着头，像一只被雨淋湿的麻雀。”
她停了一下，咖啡杯搁在茶几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
“不过我提到她，只是觉得说不定是柳依突然爆发了，要是说世界上最恨她的人，我觉得可能就是柳依了。”
“毕竟……仇杀嘛。”
宁洱声没有回头。
“你不觉得怀疑一个供你吸血无怨无悔的妹妹，很没有道理吗？或者说，愧疚。”
……
“你觉得她偏心我，我不否认我确实吸了柳依的血。”
“但其实这不是偏心。”
宁洱声转过身。
柳衍看着窗外，目光越过泰晤士河，落在很远的地方。
“大家都以为她偏心我。柳依也这幺以为。母亲从小就把我推到前面，对外人面前只夸我，对我比对柳依亲密，柳依的家长会她从来不去，我的每一张奖状她都裱起来挂在客厅。”
她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
“可你知道被推到前面意味着什幺吗？意味着你是她的展览品。她给你买最好的颜料，不是因为你喜欢画画，是因为你的画能替她脸上贴金。她带你去所有的晚宴，不是因为她爱你，是因为你可以在那些富人面前替她背书。我是她插在花瓶里的一枝花，必须保持鲜艳，必须朝向观众，必须争气。柳依呢——柳依是她的出气筒。她不打扮柳依，不是因为她不爱她，是因为柳依的功能不是被展示，而是被消耗。”
“她最爱她自己，我只是她为自己谋划的借口罢了，她逼着我去创业，就像她逼着柳依生下那个孩子一样。”
宁洱声没有说话。
“你知道那种关系像什幺吗？”柳衍的声音很轻，“像两个人站在一块冰面上。一个人想要走，另一个人就把冰凿裂，然后两个人一起掉下去。绳子的两头绑着的，是我母亲和柳依。而我，我是站在岸边跟她们一起往下沉的人。”
“我也会沉底的，因为我和她连着一条线，永远不能断开的线。”
“你恨你母亲。”
柳衍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身影被逆光拉成一道细长的剪影。
“我不是恨她。”她最后说，“我是怕她。怕到从十六岁起就告诉自己，我这辈子绝对不能变成她，怕到我每花一分她的钱都觉得那上面沾着血。”
“但是我做不到。现在我的每一分钱都沾着柳依的血了。”
宁洱声沉默了很久，然后开口。
“你妹妹结婚，你母亲拿了什幺？”
柳衍的肩膀僵了一下。她转过身，看着宁洱声，眼神里闪过一丝意外——不是意外他知道这件事，是意外他会直接问出来。
“你很厉害。”她说。
“她把柳依半卖给了那个……美国人，Elliot。她拿到了一大笔钱，大概还有一栋房子，她给了我的小孩一点，“剩下的都是养老钱了”，她自己说的。”
宁洱声从柳衍的公寓出来，泰晤士河上的风灌进领口。
他把衣领竖起来，点了根烟，脑子里盘算的不是案情，是账。
柳月珍把柳依半卖给了Elliot Hargreaves，拿了钱和房子，攥着一笔养老钱，死之前账户上却只剩几千英镑。
钱去哪了？柳衍不知道，警方不知道。
但有人知道。
这种事宁洱声见得太多了——有钱人的家庭秘辛就像旧宅子里的保险柜，表面上擦得干干净净，打开之后全是没报过税的现金、没登记过的珠宝、没写进遗嘱里的交易。
如果他能查出点Hargreaves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那他就有利可图了。
查凶手是顺便的事，他只是个外包而已。
宁洱声是在葬礼上第一次见到柳依的。
那天下了小雨，伦敦那种不紧不慢的细雨，像谁在半空中用筛子一层一层筛下来的灰。
他站在教堂后排，手插在风衣口袋里，以一个外包侦探的身份出席。
不来不行，雇主是警方，死者家属都在，他得露个脸。
但他站的位置很讲究——后排，靠门，方便观察所有人，也方便随时走。
柳衍坐在第一排靠走道的位置。
黑色套装，墨镜，下巴微扬，像一柄收在鞘里的刀。
柳衍旁边隔了一个空位，坐着一个女人。黑色羊毛大衣，没有戴墨镜，头发用银簪子绾在脑后。
两边是她的丈夫和女儿。
她脸很白，是那种长时间不见太阳、在室内待久了的白。
她没有哭。
柳衍也没有哭。
但柳衍的没有哭是绷着的，是刀收在鞘里。这个女人的没有哭是干的，是井底没有水，只剩下枯叶。
柳依，死者的小女儿。
婚后移民纽约。
案发时人在纽约，不在场证明完美。这次回来是奔丧。
眼前这个女人坐在教堂第一排，姿态像一只被雨淋湿了太久，已经忘了自己可以飞的鸟。
神父念祷词的时候她微微低着头。
仪式结束。
人群陆续往外走。柳衍被几个朋友围着，压低声音说着什幺。
柳依独自站在教堂侧门外面，风把她的头发吹散了几缕，她擡手别到耳后，动作很慢，像在水里。
手里捏着一朵白菊花，花瓣已经开始发黄卷边。
但她没有独处很久，她的丈夫很快就出来找她了。
她的女儿倒是不在。
宁洱声从她身后走过。
没有停。
鞋底踩在湿石板上的声音被风盖住了。走到街角，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里和她的丈夫交谈。
他拐进地铁站。
脑子里想的是另一件事。柳月珍有一笔养老钱，数目不小，死之前账户上却只剩几千英镑。
钱去哪了？
警方没查出来，柳衍不知道。
但这个刚从纽约飞回来奔丧的小女儿，也许知道。
葬礼之后，柳依没有走。
艾登在电话里提过一嘴，说死者的小女儿要在伦敦守孝，暂时不回纽约。
宁洱声把这条信息收进脑子里，和那笔失踪的养老钱放在同一个格子里。
守孝。
一个被母亲盘剥了三十年的女儿，在母亲死后留下来守孝。
是真的孝，还是有什幺东西需要在伦敦处理——比如一笔没人知道的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