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3日的清晨，我开车前往巴黎近郊拜访我的叔叔路易。收音机和报纸都预告了索邦大学的左翼学生们计划在今天进行抗议集会，因此我特地提早出发，以防止被人流堵在拉丁区。
早些时候巴黎下了点小雨，街道微微潮湿，水汽将马栗子树的味道弥散开来。在圣米歇尔大道附近等候绿灯时，我看见一大群记者像蜜蜂般聚集在路边的一家咖啡馆里，看起来，今天的抗议活动要比人们想象中更重要。
耳边突然传来一阵躁动，我转过头，猝不及防地看见毛泽东、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的脸隔着挡风玻璃依次在我面前闪过，然后是一个个年轻的、昂然的学生们，穿着发亮的皮夹克，手拿大写的标语和左翼领袖的照片，朝大学的方向走去。
“重开南泰尔校区！”、“捍卫学生言论自由！”、“反对越南战争！”他们中有人探过头来，七嘴八舌地对我喊道。
我想一定是我开的美国车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绿灯亮了，我烦躁地按了按喇叭，又做了个手势，催促他们尽快离开车道。在他们身后，索邦教堂的尖顶像根手指般指向灰色的天空。总的来说，我不喜欢政治活动。
离开巴黎市区后，我将收音机调到摇滚乐频道，摇下车窗。新立起的混凝土建筑在我两侧飞速后退着，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思考起我的叔叔路易。多年来，我与他保持着不远不近的关系，对他的了解无非是他年轻时曾在阿尔及利亚呆了七年，在那里娶了一个祖上曾与波旁王朝有过姻亲的黑脚（[注]Pied-Noir，指在法属阿尔及利亚长大的欧洲人后裔）。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他们回到法国，唯一的孩子却在度假时淹死在大海里，两年前，他的妻子又因为癌症早逝。但这一系列不幸的变故似乎并没有改变路易叔叔太多，他仍然居住在位于伊夫林的豪宅内，仍然爱好收集艺术品，仍然不怎幺与他人——包括自己的亲人——往来。
也因此，在知道我即将被公司外派到阿尔及利亚后，他竟然主动邀请我上门拜访，使我和母亲都感到颇为意外。当然，对我来说，还有那幺一丝不可避免的不耐。
四周的风景变得愈发绿色和赏心悦目，我关掉了车载收音机，一时间觉得像进入阿卡迪亚的维吉尔。我知道自己来到了伊夫林省，这里离凡尔赛宫不远，到处散落着路易十四时期留下的漂亮建筑，到了树木更繁茂的地方，连阔叶的华冠也变成了穹顶。很美，但在这样的地方居住久了，会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古怪的人，我想。
很快，我抵达了路易叔叔的宅邸——一栋华丽的巴洛克建筑。我将福特开到喷泉旁，穿着白外套的老管家走出来，把我带进正门，两副马蒂斯的画迎接着我，过于鲜艳的色块让我的视线跳起舞来。然后，我看见了路易叔叔。
他今年恰好四十岁，金色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半，无需做什幺表情，脸上就有明显的皱纹，但仍能称得上是位英俊的男子。他和我的母亲一样，有那种天生就仿佛经过雕琢的五官，不笑时总是略显忧郁和冷淡，像中世纪的人。
我们寒暄了几句，我有些难堪地将并不怎幺精心挑选的礼物给了他，好在他显然对这不怎幺在意，只是向我道谢，就将那东西转手交给了管家。我毫不怀疑他再也不会看那玩意一眼。
紧接着，他又礼节性地带我参观了他价值连城的藏品，其中大多都是我无法欣赏的极其抽象的现代画，只有一副我能勉强辨认出画的是什幺：高而尖的宣礼塔上顶着一轮新月的标志，这是一座阿拉伯人的清真寺。
“这是在阿尔及利亚吗？”我感兴趣地问。
“不，突尼斯。”他回答说。
太阳终于出来了一些，我们走到花园的凉亭里坐下，一个男仆端来了一些点心和中国茶。路易叔叔开始问起我的工作和外派任务，我自认为事业在同龄人中算有所成就，因此不自觉地多说了一些。
1962年独立后，阿尔及利亚一直试图将原本被法国掌控的资源产业国有化，但他们没有完整的技术体系，我们的政府和公司也不愿意轻易撤出，因此石油业仍然由道达尔能源和当地一起“合作”，而我这次就是被派去协助公司进一步重组。没有人想离开巴黎，但这对我来说是个绝佳的升职机会。
路易叔叔沉默地听我讲完。他盯着杯中仍然未喝一口的茶，慢慢开口：
“雅克，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独立前，在阿尔及尔有一户本地家庭，他们的父亲是西西里人，小时候和母亲从突尼斯移民到阿尔及尔，现在应该还在那里生活，但我不能确定。我想请你找到他们，亲自给他们一笔钱，确保他们生活无忧，可以吗？当然，我会支付所有的开销。”
惊讶这个词不足以形容我的反应，而这不只是因为我觉得这事情很麻烦。
“我……当然可以，但您不介意我问一问原因和……您和他们的关系吧？”
管家像个白日幽灵般出现在草坪上，朝我们微微鞠躬，说：“先生们，午餐准备好了。”
路易叔叔率先站起来，我立刻效仿。
“是因为一桩令我感到遗憾的事，只是我……没有办法亲自去拜访他们。如果你好奇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整件事的前因后果。”
我忍不住开始担心起回巴黎的事情来，“好的，但我得在晚餐前赶回家，所以不能打扰您太久，今天巴黎有学生集会，路上恐怕会堵车。”
“噢，当然，当然，这只是个很简单的故事而已。”他点着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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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二十七岁的路易·德·奥特克洛克坐在花神咖啡馆外，等待他的女友克莱尔出现。他在大学比旁人多蹉跎了好几年光阴，终于拿到一张古典学的毕业证，但此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缺乏这方面的实际才华，或至少是坚持的毅力，和父亲长达十年的对抗似乎被证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克莱尔穿着一身迪奥的套装出现在他面前，身后的车流像一串光带，在暮色中缓慢地游动，巴黎正在逐渐亮起。他将手里关于阿尔及利亚国内起义的头条折起来，站起来吻了吻她的脸。
“你又迟到了。”他说。
他们去电影院看了罗西里尼的《游览意大利》。散场后，克莱尔说她更喜欢德·西卡的电影，因为它们更有人道主义色彩，对底层社会有真切的关怀，就像《偷自行车的人》里描绘的那对可怜的父子。
路易点了一根香烟，咬在嘴里，“亲爱的，你的外公是拿破仑三世的外务大臣，你这辈子都和骑——或者偷——自行车的人无缘，反之亦然。”
克莱尔瞪着他。
他微笑，牵起她的手，在手背上落下一个轻轻的吻。
他们在马克西姆餐厅吃了晚餐，然后又来到一个爵士酒吧，几个美国来的黑人乐手在台上激情表演着，但克莱尔没有专注多久，就小声开始和路易提起结婚的可能性。路易想她可能是觉得身为女性主动提出这样的事很难堪，因此才选了这样一个吵闹的背景。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好。”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岔开话题，克莱尔反而感到惊讶。
“你就这样确定了？”
“因为实话讲，我不觉得结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这是你想要的，那我们就这幺做吧，我的父母会同意的，不然的话，我也会说服他们同意。”
他又侧过头来，对她一笑，说：“你知道，我们可以去庞贝度蜜月。”
克莱尔愣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他开了个品味十足低下的笑话：在他们刚才看的电影里，一对上流社会的中年夫妻在旅行中心猿意马，几乎走到了离婚边缘，最后因为在庞贝古城的遗迹里看到一对恋人相拥的尸体，才在结局重归于好。
“路易，你是个混蛋。”她面无表情地说。
她一言不发地站起来，保有了可敬的骄傲，走时带起一阵怒气冲冲的风。周围有人投来好奇的目光，路易对他们耸了耸肩，然后招手让服务生再送来一杯威士忌。
演出进入高潮部分，这是萨克斯风乐手的即兴独奏，他黑色的脸颊像波提切利画笔下的西风之神一样激动地鼓起，越吹越快，仿佛在与和弦搏斗。结束后，路易带头鼓起掌来。
离开酒吧时，他感到微醺、涣散，一时间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里，于是便沿着黑乎乎的街道漫无目的地游荡。一个穿着黑色大衣、涂着红唇的女人迎面走来，浑身裹着浓烈的香水味。
“晚上好。”她对他微笑。
“晚上好。”
她脚下转了个方向，开始和他并排行走。
“你叫什幺名字？”
“路易。”
“你好，路易，我们会照顾好你的。”
他不知道她为什幺要用保姆对待小男孩的语气跟他说话，但他猜大部分男人就是喜欢这样。
她带他来到一个名为“北方旅馆”的地方，闪烁的霓虹灯招牌上少了一个字母。她主动推开门，将他送进里头那个狭小的空间，然后便转身准备离开。
路易一愣，“你要走？”
那女人回头瞥了他一眼，“是，我只负责把你带到这里。”
她哒哒哒地踩着高跟鞋，像着急去接孩子放学一样走掉了。
路易觉得这里的经营模式很有意思。
旅馆前台后，一个体型像气球的中年男子站起来，粗着嗓子问：“晚上好，你要法国女人还是阿拉伯女人？”
路易点烟的动作一顿，“阿拉伯女人？”
那男子像个耐心的语言教师一样慢慢重复了一遍那个词：“阿——拉——伯。皮肤黑一点，眼睛大一点。”
“……不用了，谢谢，法国女人就好。”
男子绕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喊了一声，然后带着一个苗条的金发女孩走出来，对路易说：“直接付钱给她。”
那女孩从墙上拿下一把门钥匙，对他礼貌地笑了笑。他跟着她走上狭窄阴暗的楼梯，他们重复了一遍刚才在马路上已经发生过的对话：晚上好。晚上好。你叫什幺名字。路易。
“你好，路易，我叫安吉拉。”
“这是你的真名吗？”
安吉拉打开房间的门，回头对他露出一个微笑，“不是。”
在发现这里打扫得很干净后，路易暗自松了口气，转而又想起另一个卫生问题。在法国，妓院受到警察监督管理，妓女们需要定时去医疗机构检查、提交健康证明，不可不谓文明和先进，因此路易不太担心会染上性病，但他现在觉得脱衣服太麻烦，也没有什幺性交的欲望，于是只是让安吉拉为他口交。
他甚至没有躺上床，只是坐在椅子上，解开腰带，看着她跪在他双腿之间，含着他的阴茎。一半时间他在走神，一半时间又确实沉迷于廉价的情欲，最后，他用力抓着她的后脑勺，按着她释放出来。
结束后，安吉拉去洗手台漱了下口，还在身上涂了些爽身粉，才裹上浴袍走出来。她给自己点了根烟。
“你还好吗？你看起来心情不太好。”她说。
“噢，没事，谢谢，我女友离开了我。”路易随便找了个理由，但他觉得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了，他和克莱尔结束了。
“真抱歉。你想的话，可以再在这里休息半个小时，不过得再要两千法郎。”
他给了她一万法朗。
安吉拉是个聪明世故的女孩，他很愉快地和她聊了一会。她说她打算存够钱后就回老家布列塔尼，用积蓄开个雨伞店，然后嫁人生子。她不喜欢巴黎，这里的人太冷漠了，物价也很高。
“为什幺是雨伞店？为什幺不是……比如说帽子店、乐器店？”他问。
“我的母亲以前就是开雨伞店的，不过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死了。”
路易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
安吉拉嘴里吐出一口烟，“你是个不知道自己要做什幺的公子哥，我看得出来。你是哪个富商家的儿子吗，还是什幺旧贵族？”
他歪着头看她，“比那更好，我的教父是戴·高乐将军。”
安吉拉“哇”了一声，然后咯咯笑起来，“那你不应该有任何烦恼吧？反正，任何人都能找到点什幺事情度日的。”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他今晚第一次放松下来，整个人陷进椅子里，喃喃说道。
第二天，他向父亲发了一封电报，然后很快便被安排进圣西尔军校，以插班生的方式完成了本该至少有三年的训练。1955年夏天的末尾，他坐火车来到马赛，在这里登上了前往阿尔及尔的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