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一直在想，为什幺别人的家庭都是完整和睦的。
这个问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出现了，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别人”和“我”是不一样的，是在幼稚园的时候。
那天老师让每个人画自己的家。别的小朋友都画得很热闹，红色的屋顶，绿色的草地，门口站着爸爸妈妈，还有一只尾巴翘起来的小狗。有人画自己坐在爸爸肩膀上，有人画妈妈在厨房里煮饭，桌上摆着一锅冒着热气的汤。轮到我时，我拿着蜡笔坐了很久，纸上只画了一张桌子，一把旧风扇，一个女人，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老师弯下腰，声音很轻地问我：“念忆，你爸爸呢？”
我盯着纸看了很久，最后才说：“他不住这里。”
老师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这样回答。她想安慰我，又不知道该怎幺安慰，伸手摸了摸我的头，说：“没关系，那你也可以把他画上去呀。”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该怎幺画他。
我不知道他长什幺样，也不知道他说话是什幺声音。我连“爸爸”这个词在自己身上究竟代表什幺都不清楚。
那时候我只知道，每个月都会有人送一笔钱过来，装在牛皮信封里，信封上有时候写着母亲的名字，有时候什幺都不写。母亲拿到钱时，脸色就会好一些，会哼着歌换衣服，出门前还会对着镜子涂口红。
我出生是场意外。
这件事，不是别人偷偷告诉我的，是我自己听来的。
我那时候大概五六岁，正是半懂不懂的年纪，已经知道大人有很多话是不愿意让小孩听见的，所以他们一说悄悄话，我就会本能地屏住呼吸，在门边、柜子后面、半掩着的窗帘旁边，把自己藏起来。
那天晚上，母亲和阿婆在吃饭。桌上是一碟蒸水蛋，一碟炒菜心，电饭煲里剩了点锅巴，灯泡昏黄，照得人的脸色都发旧。母亲刚从外面回来，脚上的高跟鞋随意踢在门边，脸色却很不好看。
她把筷子重重往桌上一放，说：“我这辈子就是毁在她身上。”
阿婆叹了口气：“你现在说这些有什幺用，孩子都这幺大了。”
“要不是怀了她，我早就嫁人了。”母亲冷笑了一声，“那个时候我才多大？别人都在玩，我要挺着肚子躲人，怕被学校知道，怕被邻居看见，怕我爸打死我。你知道我那几年怎幺过的吗？”
她越说越激动，眼圈发红，声音也跟着发颤：“他倒好，给点钱就算尽责任了。我一个人把孩子生下来，一个人养，她哭了是我抱，她病了是我守，她要吃饭要上学，全是我。”
阿婆沉默了很久，才低声说：“谁叫你当初不听话。”
母亲忽然就笑了，那笑声很尖，像玻璃边缘划过桌面，让人听着心里发毛。
“我怎幺知道会怀上？我怎幺知道避孕也会出事？他自己也年轻，图一时快活，出了事就想拿钱解决。你们都说是我不听话，好像这孩子是我一个人生出来的。”
她说到最后，声音又低了下去，低得近乎咬牙切齿：“她本来就不该存在。”
我站在门外，手里还捏着刚洗好的校服，指尖一点点变凉。
那天夜里我没有哭，也没有闹。我只是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原来我不是谁盼着出生的孩子，我是个错误，是一场收不了尾的麻烦，是一个谁都不想承担、却又甩不掉的结果。
后来我用很长时间去学会理解这件事。
我告诉自己，母亲其实也不容易。她生我的时候太年轻了，年轻得自己都还是个孩子。她本来可以去喜欢别人，去逛街，去打扮，去做一个漂亮又轻松的年轻女人，可她却不得不承担一个母亲的责任。这对她不公平。
所以我很早就学会替她找理由。
她不管我，是因为她太累了。
她朝我发脾气，是因为她心里苦。
她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是因为她也需要自己的生活。
我一遍又一遍这样说服自己，好像只要我足够懂事，足够体谅，足够不惹麻烦，她就总有一天会回过头来，看见我，像别人的妈妈那样，把手放在我的头顶，温温柔柔地说一句，念忆，你真乖。
可那句话我一直没有等到。
我们住的地方很小，是一间旧旧的房子，墙皮受了潮，边角发黑，窗台常年积着灰，夏天的时候闷得像蒸笼，风扇吹出来的也全是热风。楼下有卖鱼蛋和牛杂的小摊，一到傍晚，整条巷子里都是油烟味、香火味、潮湿发霉的衣服味，还有邻居吵架时扯着嗓子骂出来的粗话。
阿婆常年坐在门口摘菜，或者拿着针线缝补旧衣裳。她年轻时很会争一口气，老了以后脾气反倒平了，见谁都和和气气的。只有在提起母亲的时候，她的眉头才会皱起来，眼神里带着一种深深的无奈，好像她这辈子最放不下的，不是贫穷，不是生病，而是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女儿。
她总对母亲说：“你还年轻，别把自己耗死了。带着孩子虽然麻烦一点，可也不是不能过。碰到合适的男人，就早点嫁了吧。”
母亲每次听到这句话，反应都不一样。
有时她会不耐烦地翻白眼，说：“谁会要一个带着拖油瓶的女人？”
有时她又会对着镜子慢慢梳头，像是被说中了心事。
阿婆就会压低声音劝她：“总不能这样一辈子。女人年轻的时候不替自己打算，老了更没人可依靠。你长得又不差，趁现在还好，赶紧找个肯结婚的。”
然后她会看我一眼，叹气。
“至于念忆……总有办法的。”
我那时候还不太懂“总有办法”是什幺意思。我只是本能地不喜欢这句话。每当阿婆这样说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自己像屋里一件多余的旧家具，被挪来挪去，碍地方，扔了又可惜，留着又麻烦。
母亲其实并不常陪我。
她白天常常睡到很晚，醒来以后不是坐在床边发呆，就是一边抽烟一边翻衣柜，挑晚上要穿哪条裙子。她爱漂亮，哪怕家里穷，也总要留点钱买口红、买丝袜、买细细的高跟鞋。她出门前会站在镜子前看很久，低头整理领口，把头发拨到肩后，再拿手指蘸一点唇膏，慢慢抹匀。
我小时候觉得她这样真好看。
她在玄关穿鞋，低着头扣鞋带，我就站在边上看她，小声问一句：“妈妈，你什幺时候回来？”
有时候她会回答：“很晚，你先睡。”
有时候她根本不理我，拎着包就出门，门一关，高跟鞋的声音在走廊里笃笃笃地响，越来越远。
我最怕夜里下雨。
下雨的时候，巷子里会很黑，窗外的霓虹灯被雨水打得一片模糊，玻璃上映出屋里昏黄的光。外面哐当地响着，我总觉得门外会有什幺，可能是鬼魂什幺的，这使我很恐慌。
阿婆年纪大了，睡得早，耳朵也不太灵。有时我实在害怕，就赤着脚跑去她房里，轻轻推她。她醒了，就会把我拉上床，让我贴着她瘦得只剩骨头的胳膊，拍着我的背说：“别怕，别怕，阿婆在。”
我把脸埋在她身上那股旧棉布和万金油混在一起的味道里，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敢睡。
因为我知道，天一亮，母亲大概又要和我发火了。
她不喜欢我黏人，也不喜欢我哭。
有一次我发烧，烧得脸都红了，整个人昏昏沉沉，阿婆给我喂药，我喝不下去，吐了一身。母亲正要出门，看到我这个样子，眉头一下就皱起来了。她不耐烦地说：“偏偏挑今天生病，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不懂一个人生病为什幺也会错，可她那时候的表情太冷了，冷得我连咳嗽都不敢太大声。我只好缩在床角，自己抱着膝盖，哑着嗓子说：“我不是故意的。”
她听见了，却像没听见一样，拎起包还是走了。
那天晚上我烧得迷迷糊糊，梦见自己掉进很深很黑的水里，怎幺挣扎都浮不上来。醒来的时候，窗外天已经亮了，阿婆趴在床边打盹，手里还攥着一条给我擦汗的毛巾。母亲不知道什幺时候回来的，睡在另一张床上，背对着我，头发散乱，床边丢着昨晚穿过的裙子。
我盯着她的背影看了很久，心里居然没有怨，只是觉得羡慕。
我羡慕她可以那样理直气壮地活着，想走就走，想回来就回来，想爱谁就爱谁，不像我，生来就像一根扎在别人生活里的刺，连呼吸都得小心翼翼。
学校里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有些孩子是天生会看人脸色的，他们很快就能从大人的闲言碎语里拼凑出别人家的秘密。
有个男孩子曾在操场上大声问我：“你是不是野种啊？”
我当时愣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过了好几秒才扑上去打他。那是我第一次跟人动手，我抓他的脸，咬他的手，像只被逼急了的小兽。老师把我们拉开的时候，我头发乱了，嘴里全是血腥味，手还在发抖。
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为什幺打人。
我低着头，一句话都不说。
因为我知道，他说的可能是真的。我只是不想让那句话被这样轻飘飘地扔到阳光底下，像一个公开的笑话。
放学回家以后，母亲知道了这件事，不仅没有安慰我，反而擡手就给了我一巴掌。
“你还嫌不够丢人是不是？”她瞪着我，气得胸口起伏，“你以为你打了他，别人就不会说了吗？你自己什幺出身你不知道？”
那一巴掌打得我耳朵嗡嗡作响，半边脸火辣辣地疼。我站在那里，忽然觉得很荒唐。
原来在她眼里，我连生气的资格都没有。
我后来常常想，也许母亲不是不爱我，她只是太恨了。恨那个让我出生的男人，恨自己年轻时的愚蠢，恨这间潮湿的房子，恨那些看不起她的人，恨她本该有却没有的人生。而我恰好长在这一切恨意的正中央，成了她每次看见都无法忽视的证据。
所以她没法爱我。
可我还是想靠近她。
孩子大概都是这样，哪怕被一次次推开，也总觉得再往前走一点，再乖一点，再懂事一点，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我会在她睡觉的时候轻手轻脚地帮她把水杯放到床头，会在她宿醉回来吐得一塌糊涂的时候默默拿拖把擦地，会在她心情好、愿意带我去茶餐厅吃饭时，小心翼翼地把鸡腿让给她，说自己不爱吃。她有时会看我一眼，眼神复杂，像是想说什幺，最后却只是伸手揉乱我的头发，淡淡地说：“你倒是会装乖。”
那一刻我竟也会高兴很久。
再后来，母亲身边开始出现固定的男人。
不止一个，但总有那幺一两个来得更勤些。有的是做小生意的，有的是跑车的司机，还有一个穿西装，身上总带着股很重的古龙水味，每次来都提水果和糕点，进门前还会很客气地叫阿婆一声“伯母”。阿婆对他态度不错，难得露出一点笑脸，还会拉着母亲到厨房里低声说话。
我听不见他们说什幺，只能看见母亲脸上那种久违的神情。
她会不好意思，会赌气，她会笑。
阿婆看着她，常常叹息似的说：“这回你要替自己打算清楚。年轻又带着念忆这样一个拖油瓶，碰到心仪的男生，能结婚就尽早结婚吧。女人这一辈子，能抓住的东西本来就不多。”
母亲不说话，只低头摆弄自己的指甲。
而我坐在角落，安静得像不存在一样。
我那时候已经隐隐明白了，阿婆嘴里的“打算”，其实并不包括我。她们说的未来，是母亲的未来，不是我的。她们盼着的是母亲能摆脱现在这摊烂泥一样的生活，重新嫁人，重新开始，像把一件旧衣服脱下来，换上另一件更体面的。
至于我，最好不要太碍事。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见隔壁房里阿婆压低了声音说：“那男的条件不错，人也老实。就是……”
母亲问：“就是什幺？”
阿婆沉默了一下，才继续说：“就是他未必愿意替别人养孩子。”
屋子里安静了很久。
久到我几乎以为她们已经睡了，才听见母亲很轻地说了一句：“我知道。”
我睁着眼望着头顶发黄的天花板，突然觉得胸口像被什幺东西压住了，闷得喘不过气。窗外有车开过，灯光从玻璃缝隙里漏进来，在墙上晃了一下，很快又消失了。
我就在那一瞬间明白，原来我一直害怕的事情，终究还是要来了。
不是没有人爱我。
而是每个人在爱我之前，都要先算一算，爱我划不划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