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被解雇的消息，是在一个寻常的周三傍晚传来的。
谭黎正对着梳妆镜摘耳环，金属钩子擦过耳垂，留下细微的刺痛。
电话铃响了，她听见丈夫周维在客厅接起，声音起初是困惑的，接着越来越低，最后变成一种她从未听过的空洞。
“他们说……没有理由。”周维走进卧室，领带松垮挂在脖子上，“人事部只说公司结构调整，我的职位不再需要了。”
他坐到床沿，双手撑着头，谭黎从镜子里看他，看见他发顶新生的几根白发，在灯光下刺眼得很。
她摘耳环的动作没停，只是慢了些。
“赔了三个月薪水，”周维苦笑着，“还算体面。”
谭黎将耳环放进丝绒盒子，啪嗒一声轻响，“我隔壁班的老师老公是司法岗，我明天托人问问。”
她没说出口的是：周维在那家公司十年，从普通职员做到部门副总监，年度评优从未缺席。这样的结构调整，太过蹊跷。
夜里谭黎做了梦。
十七岁的夏天，空气黏稠得像糖浆，她穿着不合身的红裙子，被父亲拽着往镇东头的老鳏夫家走。
巷子很窄，墙上的青苔几乎要蹭到她脸上，然后谭贺从巷口冲进来，手里拎着半截砖头——梦在这里戛然而止。
谭黎睁开眼，凌晨三点。
身侧的周维呼吸均匀，睡得无知无觉。
她轻轻起身，赤脚走到书房，打开最底层的抽屉。
里面有一沓旧报纸，用橡皮筋捆着，最上面那张是七年前的本地晚报，社会版角落里有一则不起眼的庭审报道。
《青年弑父案开庭，亲妹出庭作证》
没有照片，只有短短三百字，淹没在更轰动的新闻里。
她把报纸放回去，手指碰到一个硬物，那是枚生锈的钥匙扣，曾挂在谭贺的旧书包上，不知怎幺混了进来。
即使谭黎拜托别人帮忙调查，也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周维的工作迟迟没有着落，面试了几家，总是卡在最后一轮，他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
具体来说，周维的暴躁是从去年他的隐病开始的，刚发现自己硬不起来的周维在床事上还算温柔，后来就变得暴力和下作，渐渐地两人也就分房睡了…
周维失业了整整一个月，这期间两人用谭黎当老师的工资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有次他喝多了，红着眼睛说：“猎头私下告诉我，有人打过招呼……谭黎，我们得罪谁了？”
谭黎正剥橘子，指甲陷进橙红的皮里，汁液溅到手背上，像小小的血点。
“报警吧。”她说。
警察来了，做了笔录，民警挠挠头：“我们会调查，但这类官司取证困难……你们最近有没有得罪什幺人？”
周维茫然摇头。
谭黎站在窗边，看警车尾灯消失在街角。
当晚，她拨通了一个七年没有碰过的号码，是她当年的法律援助律师，现在已是知名律所合伙人。
“李叔，我想问…”
“谭黎，你哥哥谭贺，一年前减刑出狱了，档案显示他在狱中表现良好，还学了电工证，但是……”
“但是什幺？”
“出狱后他就消失了。没有就业记录，没有租房信息，就像人间蒸发。”电话那头顿了顿，“还有，你丈夫公司的老板，上个月刚投资了一家小型安保公司，那家公司的法人……姓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