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
谢芷懿穿上法袍，脸上没有表情。
她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为罪犯辩护。
“被告是否认罪？”主审法官问。
她擡眸，看见那名法官桌面上的名牌——白砚。
被告沉默不语，保持缄默权。
“公辩，请发表辩护意见。”法官的目光转向她。
她翻开卷宗，喉咙干得像被砂纸刮过，声音却仍维持着专业的冷静：“目前并无任何实质证据足以证明被告刻意杀人。若在此情形下仍强行定罪，恐有违法定原则之虞。”
她顿了顿，像是在逼迫自己说出接下来那句。
“况且被告患有......精神分裂症，需要医治” 空气倏地沉下去。
她知道，一旦说出口，舆论会说她在替“杀人犯”开脱，法官会质疑，家属会恨她。
她不想承认，但这就是事实。
她不能背叛。
可脑海里忽然又响起精神科专家说过的那句话。
“先把精神病患者治好，再送入监狱，是正义吗？是为了让他们在里面病情再度恶化？还是在他还不懂世界时，一枪了结，反而更仁慈，妳觉得呢，谢律？”
那句话像根刺，一直扎在她心里最软的地方。
治好，是为了继续折磨；不治，是为了迅速了结。
那……什幺才算“对”？
谢芷懿怔住，像被整座世界突然按了暂停。
因为——他说得，她真的否决不了。
她想过无数次。
一个生病的人，即便杀了他，也换不回任何东西。
可是杀人偿命，真的错了吗？
她忽然感到胸口被什幺压住，像缺氧般难以呼吸。
她所追求的正义，在此刻像是被掰开、摔碎，露出残酷又冰冷的断层。
她追的是乌托邦，一个不存在的完美世界。
旁听席的怒气瞬间炸开。
“什幺叫没有刻意杀人！她被奸杀！被皮带勒死！他还笑！”
“精神分裂就成了免死金牌了吗?”
“为什幺这种人还能请律师？我们穷人命就贱吗？”
原告家属的哭骂撕裂整个法庭。
“法警！”法槌重重敲下。
谢芷懿站着，指节发白。
“司法判决的存在，是为了被告。不是为了法官，不是为了受害人，更不是为了神。”
她的声音像自己都不相信。
正义吗？她追求的正义，现在成了制度的笑话。
“没良心的律师！废物！”家属的怒吼震得她心口发疼。
她不是废物，没有人知道她多想为社会发声。
他们不知道什幺是公设辩护人，只知道国家应该给他们一个交代，一个正义。
窗外的抗议声如潮，手举标语的人群挤满法院前广场。
有人喊冤、有人哭泣、有人只是单纯地想看“恶”被惩罚。
正义，在这里被呐喊成一种娱乐。
他低头，看着桌上那叠卷宗。每一页都是血与笔迹交错的见证。
那是他这个国家最信任的角色，也是他们最憎恨的那一种人。
为罪辩护的人。
白砚擡起头，目光掠过玻璃门外的群众。
他忽然想起某个被害人母亲撕心裂肺的声音：“你们法官、律师啊，都是帮魔鬼说话的。”
他没有回应，只是静静地合上卷宗。
正义是什幺？是法条上的条文？
窗外的雨再一次落下，打在抗议者的标语上。
墨迹被冲散，字却依然在颤抖——“惩恶”、“公义”、“报应”。
白砚面无表情，心中忽然涌起一种近乎无名的冷意。
“择日宣判。”白砚敲下最后一槌。
冰冷的声音落下，像审判，也像堕落的钟声。
被告走出法庭时，步伐慢得像在逛街。
那双像什幺都不放在眼里狂妄——扫过旁人，竟带着几分享受。
“谢律师，那我走咯。”他插着口袋，连头都不回。
嘴角噙着一抹薄笑，不是感谢、不是尊重，而是轻蔑的施舍。
傲慢鄙视法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