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里的时钟指向上午十点整。
审判长缓缓开口，声音沉稳：“被告阿敏，因故意杀人罪，手段残忍，判处死刑，择日执行。”
阿敏没有哭，也没有挣扎。
那张晒得黝黑却些许稚嫩的脸上，只剩下一种迟钝的麻木。
他其实听不太懂华语，只是擡起头，茫然地望着天花板的灯光。
被告席上，没有人替他说话，只有一位公设辩护人。
因为他是外籍劳工，没有家属，连家都不知道怎幺回去。
工地夜里像一口未封的井，伸手不见底。
混凝土和铁锈的味道黏在空气里，潮湿、冷硬，像一张随时会合拢的灰黑巨口。
尸体倒在水泥板上，胸口被撕开般塌陷，血从每一道刀口溢出来，浓得几乎发黑。
每一刀都深、狠、准——像施暴者完全清楚心脏在肋骨间的位置，不需要试探。
他站在尸体旁，背影微微弯着。
头顶孤零零的工地灯泡在风里轻摆，光线忽明忽暗，让他整个人像是被从世界里抽离了一半。
床脚一样硬的血味沾满他的袖口、指节，甚至顺着手腕干成暗褐。
那手像被别人的意志操控过，僵到连放下都显得迟疑。
“看到了，是他。”
证人说话时声音发抖，却斩钉截铁。
监视器毫不留情地捕捉到他举刀的动作，一帧帧冷静得近乎残忍——他靠近、停下、擡手、落刀。
一遍、又一遍。
而刀柄上的指纹，干净得像刻上去。
所有东西都在指向他。
所有东西都在逼他说一句“是我做的”。
可他只是擡起头，慢慢地。眼里没有愧疚，也没有凶意，只剩一种令人发寒的空白。
像那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与他毫无关系。
谢芷懿，是法院指派的年轻公设辩护人。
她每一场审理都在挣扎，试图想从他身上找到线索，但那个少年几乎不说话，只重复一句：“他先打我。”“杀人...没有...”
“我要上诉！”谢芷懿猛地站起来。
法官皱眉：“公辩，请冷静。被告已承认犯罪，且证据明确——”
“承认？！”她怒声道，“他根本听不懂你们的审问！你们连口译都没给他足够时间！他不是不懂法律，他是不懂中文！”
法官冷冷地说：“公辩，请注意言行，这是正式法庭，不是你的情绪舞台。”
“情绪？”谢芷懿笑了，那笑带着撕裂的嘲讽。
“你们根本不在乎这个人！因为他是外劳，没身分、没家人，所以他该死——是不是？”
法警上前，准备制止。
谢芷懿咬牙，声音低得几乎哽咽：“你们会后悔的。”她当然不喜欢替杀人犯辩护，她从来都不喜欢。
可卷宗上的矛盾太多，证言前后不符、现场照片被修补痕迹、中介的消失、护照上那诡异得像故意做旧的数字……
还有阿敏那种不该属于十七岁的、像噩梦一样陷得太深的眼神，不知道为何被一股子阴霾所笼罩。
所有的迹象，都在吼着一个真相：这个少年，有隐情，他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人。
又是经过了几十天，执行通知下达。
阿敏被移送到看守所的死刑执行区。
他没有律师、没有探监人。
在冷光下，狱医替他检查身体，他安静地配合。
狱医看着他瘦得像竹竿的手臂，心里泛起奇怪的疑惑：“你说你今年几岁？”
阿敏歪着头，想了想，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回答：“不知道……我妈妈说……十六、十七岁？”
狱医愣住：“十六、七岁？”
他连夜调出阿敏的入境资料，电脑荧幕的蓝光照在他脸上，把疲惫拉得更深。
那是一份伪造得极其粗糙的护照。
姓名、籍贯、出生日期……全都写得干干净净，干净得像是故意不留痕迹。
但最刺眼的，是年龄栏：二十一岁。
灯光忽然闪了一下。
屏幕上的照片抖成两层影子。
他骂了一声：“他妈的……怎幺看都不像同一个人啊。”
照片里是个瘦削却带着成年锋芒的男人，但即将要行刑的那个少年——是只有孩子的眼睛。
只有十七岁才会有的那种不懂害怕、也不懂世界的茫然。
两者根本对不上。
怪就怪在，表面上一切都对得上，但细节却处处不对劲。
目击证人口中的“他”，似乎像是他，又像是被复制出来的另一个影子。
不只是年龄。
连骨架、脸部比例、发旋位置都完全不同。
不像伪造。
更像——被强行塞进去的替身。
男人坐直身子，脊背发紧。
他把照片放大、旋转、比对。
比对的不是相似，而是差异是不是“故意制造”的。
越看，他越心底发凉。
那种差异不是疏忽，不是粗糙。
而像是有人精准控制。
“刚好不会被系统自动比对侦测到”。
“刚好能让人类肉眼觉得莫名其妙但无法当场反驳”。
“刚好让你质疑，却质疑无门”。
像有人在资料里留下一种无声的嘲讽：你们以为看懂了真相？真相是我决定给你看到什幺。
男人揉了揉眉心，却越揉越冷。
忽然，那张照片的眼角，似乎在屏幕里晃动了一下。
像是有人从里面看着他，盯着他、观察他。
他猛地眨眼，画面恢复正常。
可他的心脏在胸腔里“咚”地沉了一下。
他意识到一件比伪造护照更可怕的事：阿敏的身份，不是被隐藏。
是被抹掉了。
一种来自深处的、微弱却无法忽视的战栗，悄悄攫住了他。
这不是单纯的人为犯罪。有人在往黑暗更深处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