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瑞秋、菲利克斯、海因茨和索菲一起到警察局。
“这边，先验伤，再做笔录。”带我来的便衣警察指向走廊尽头的门。
验伤医生检查了我我左脸的肿胀范围，用镊子轻轻触碰口腔内的伤口，记录了牙齿松动程度，测量了我颈部和肩部的淤青范围。理查德被激怒后揪我的衣领很用力，脖子上也有痕迹。
“左面部软组织挫伤，皮下出血明显。口腔内侧黏膜破损，长约1.2厘米。颈部可见三处条状擦伤，符合手指抓握痕迹。肩部有轻微擦伤，无骨折。整体评估为轻伤。”
他在表格末尾签名。““这个报告交给办案警员。如果后续需要更详细的伤情鉴定，可以再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我拿起表格走向笔录室。负责做笔录的警员眼色沉静，像是见过很多故事。
”放松，说实话就行，慢慢说。”
我开始叙述。从高频电子电路实验课开始理查德蓄意破坏实验器材被退选，到马丁和理查德散布关于血统的谣言，到街头小报刊登“叛徒之女”的文章，再到周日的约定见面，到空地上的推搡和耳光。
”你提到的理查德·梅茨格和马丁·韦伯对你有长期敌意，有书面证据吗？”
“有。”我把准备好的文件袋放在桌上，“里面包括了街头小报原件、匿名文章的来源证明、以及我通过多方渠道收集到的证人证词。还有我父亲在凡尔登战役期间被俘后被法军处决的军方档案，以及我的家族血统证明。”
警员将所有文件逐页翻完，合上档案袋。
“诺伊曼小姐，这些证据你准备了多久？”
“从谣言开始传播的第一周。”
“你知道这些材料一旦提交，就不再是私人恩怨了。蓄意诽谤、侵犯名誉、公开侮辱阵亡军人、组织街头暴力围攻……其中任何一条都足够立案。你清楚吗？”
“我很清楚。”
警员点了点头，在笔录本上写了一行字，然后转向旁边的助手。“把这几份文件复印归档，原件作为附件提交给检察官办公室。”
“这个案子立案。证据链完整，人证足够，还有验伤报告，对方没有辩解空间。他们说的那些关于血统和叛国的指控，在官方档案面前完全不成立。理查德·梅茨格和马丁·韦伯‘出于爱国的误解’这个说法，今天起不再可用。你提供的这些档案，帮了我们大忙。最近冲锋队闹得太厉害，我们一直在找合适的突破口。理查德·梅茨格的父亲是冲锋队小头目，这个案子可以起到警告作用。”
警官停顿了一下。“你有监护人或成年亲属在柏林吗？”
”我的母亲在布拉格，近两个月没有通信，我父亲的生前的战友很关照我，他目前在德累斯顿，埃尔温·隆美尔少校。”
“我们需要你打电话通知他。如果是长途，可以在值班室打。”
线路接通。
“隆美尔叔叔，是我。事情结束了。”
“你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沙哑。你受伤了？”
“被扇了一巴掌，左脸肿了，口腔内侧有破口。还揪了衣领。其他没有。我已经在警察局做完验伤和笔录，提交了您寄来的军方档案和索菲外祖父调来的家谱。警察说证据足够立案，他们会提交给检察官办公室。”
“你现在在哪？柏林哪个分局？”
“柏林警察总局第三分局，在施普雷河附近。”
“我后天就到柏林。我来处理后续的事情。露娜，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你正式申请成为附带诉讼人了吗？”
“刚提交了。”
“好。附带诉讼人有权查阅全部卷宗，有权在法庭上向被告发问，也有权对判决提出异议。你不仅要当受害者，还要当控诉方。第二，关于律师，柏林有个叫卡尔·比登科普夫的律师，早年在国防部当过法务顾问，专攻名誉权案件和军事法庭案件。他和我打过几次交道，为人正直，擅长处理涉及政治身份和血统污蔑的案子。我到了柏林就带你去找他。”
“我接受这个安排。”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事情，这几天，不要单独外出，和朋友结伴出行，不要再去那片空地。如果理查德的父亲让人来找你，不要开门，立刻报警。”
“我会注意。”
“露娜。”他的声音忽然轻了下来，“你疼吗？”
“疼。但可以忍受。”
“疼就说出来。验伤报告记录的是伤情，但你不能用那些数字来量化你自己。如果疼，你就承认疼。”
“疼……”
“我知道。后天见。”
电话挂断后，警员告诉我，“手续办完了。你今天可以回去，如果需要出庭，我们会再通知。检察官办公室会在两周内决定是否正式起诉。”
“谢谢。”
海因茨和索菲已经做完笔录，坐在大厅的长椅上，瑞秋和母亲一起，抱着橘猫坐在另一边。他们同时站起身。
“露娜。”瑞秋第一个走过来，“你还好吗？”
“还好。后天隆美尔叔叔会来柏林，他会带一位律师处理后续的法律程序。”
“那就好。”瑞秋松了口气，“我今天回去会把所见所闻写下来，如果需要书面证词，我随时可以提供。我们送你回去吧，我怕会有其他人找你的麻烦。”
“露娜，我送你回去。我怕路上有人找你麻烦。”菲利克斯从他的堂哥的办公室里走出来。
“菲利克斯，这几天早上麻烦你陪我一起去学校。最近单独出行不安全。”
“我可以让司机开车接送你。”
清晨七点分，敲门声响起。
菲利克斯站在门口，他围巾裹得很紧，鼻尖和颧骨被寒风冻红，肩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霜粒。他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到这里的。眼下 黑眼圈明显，眼睛有红血丝。
昨晚他并没有睡好。他的表情也并不开心，他的沉默不同寻常，像是有话却不知如何说出口。
“你比约定提前了。”
“睡不着。”他说，“醒得太早，就干脆出门了。想着走慢一点，结果还是走快了。”
“走吧。”
柏林的十一月底的早晨，天色是灰白的铅色，路灯还没有完全熄灭，在黎明前的最后一段黑暗里投下昏黄的光晕。空气冷得像刀片，每一次呼吸都会在面前凝成白雾。
“我父亲昨晚生气了，不像以往训斥，咆哮，摔东西，他一整晚没怎幺说话。晚餐时，我母亲试图提起别的话题，他没接。吃完饭后，他把我叫到书房，关了门。他说，他不反对我陪你度过这件事。他说帮朋友度过难关是合理的，如果只是‘朋友’。他反对我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联系堂哥、安排便衣、亲自去酒馆监听，现在又清早出门要求司机送你去学校。他说这些事情已经超出了‘朋友’的范畴，而进入了‘家族资源被个人感情绑架’的领域。他认为我太天真，说我认为‘只要站在正确的一边，真理就会自己获胜’。他说现实不是数学题，没有唯一正确的解法。有些事情，不表态本身就是一种表态。保持距离，不被任何一方看作敌人，才是安全的做法。”
“还有呢”
“他知道我今天早上要来接你。他问我，‘你还要送她去学校？这件事已经闹到警察局了，还要继续发酵？’我说是。他说，‘趁言论还没有发酵，趁你还没有成为社交圈的笑柄，赶紧离开她。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我不会再为你的选择提供任何支持了。你可以继续学你的哲学，但别指望我再给你额外生活费，也别想让我再动用人脉去解决你和你那位朋友的问题’。我知道他不是开玩笑。他提前计算好了日期，说从下个月开始，只保留学费和基本生活费，其他包括住宿、书籍、日常消费，都作为额外的支出，不再负责了。我的公寓是父亲名下的房子，他说如果想继续住下去，之后每个月交65马克作为房租费。”
“你自己有多少存款？”
“父亲之前对于钱财管束很严格，我手里大概300马克，我从来没认真计算过自己的生活成本，因为一直有家里兜底。现在突然要自己算，才发现确实不太够。我不能理解父亲的想法，为什幺他对我最近的行为失望透顶，就像他不理解我们为什幺要大动干戈处理他眼中的‘街头打斗’”
“你父亲的思维方式和你不同。他用的是实业家成本和收益分析，用的是容克贵族长期稳定、名声累积、世代传承的逻辑。在这套逻辑里，我们的行为确实不符合他的利益最大化原则。”
“那你理解他？”
“理解，不等于认同。你正在做的，你父亲希望你在家族那条路上走下去，而你试图在家族逻辑之外寻找另一条路。你在用你自己的方式坚持立场，虽然这个方式的成本你还没有完全计算清楚。”
“成本确实不清楚。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如果父亲真的断供，我可能要去做兼职，也许去书店或者出版社找份工作。但我不会改变选择。”
“为什幺？”“如果我今天退让了，如果我说‘好吧，父亲你说得对，我不该投入这幺多’，那幺以后每一次遇到类似的事，我都会退让。我不想变成那样的人。而且，如果连这种程度的坚持都做不到，那我凭什幺说自己爱你？我会和你在一起，我不介意住出租屋，不介意啃黑面包，和你在一起，我们可以聊数学，聊哲学，聊所有纯粹而没有算计的领域。我相信我们同样能过得很好。”
菲利克斯被断供，我能使用的冯·福克斯家族的资源会急剧缩减。但我最需要菲利克斯提供的借阅特藏区书籍的许可证。菲利克斯即使被断供，这件事并不会受到影响。
周一课程结束后，我带着整理好的证据去找迈尔教授。我打算把证据和举报信递交给学术参议院的学术不端委员会。作为本科生举报研究员很难被重视，但是有在职教授背书每，学术委员会则必须受理。
”诺伊曼小姐，你看起来有事要谈。“
“我正式向学术参议院提交学术不端举报。弗兰克·韦伯1929年发表的论文《关于巴拿赫空间中紧算子的谱性质》核心内容抄袭自法国数学家杜布瓦1927年的工作。证据在前三页，包括关键引理的逐句比对、符号系统的突变点分析，以及杜布瓦论文勘误前原始错误的完整复制。”
迈尔教授低头翻阅，在标注的位置仔细对照。
”材料很扎实。符号系统的突变尤其关键，而且你把杜布瓦那个代数错误也标注出来了，这在抄袭案中是铁证。“
”我需要学术委员会启动调查。如果柏林大学数学系对明显的抄袭视而不见，后果会超出校园范围。杜布瓦现在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任教，他的论文已经被法语学界引用超过二十次。如果有朝一日他发现自己的成果被柏林大学的研究员全文复制而无人追责，损害的不仅是弗兰克·韦伯个人的声誉，是整个柏林大学数学系的学术公信力。我将实名举报，附有详细的文本证据和外国原作者的姓名。如果委员会压下不查，任何知情者都可以直接把材料寄给杜布瓦本人。一旦法国数学界介入，事情就不再是柏林大学内部可以处理的了。我提交举报信的时候，已经同时寄了一份复印件给《柏林数学杂志》编辑部”
迈尔教授在举报信的末尾写下“已阅，建议启动调查程序。威廉·迈尔”
“我建议你亲自交到学术参议院办公室，找行政秘书汉斯·克鲁格尔，他负责接收举报材料。他是系里少数不会因为学术头衔而区别对待文件的人。他会把你的材料编号登记，然后转交参议院轮值委员。”
“如果轮值委员和弗兰克·韦伯关系密切呢？”
“轮值委员是系统抽签决定的，任期三个月，目前是物理系的冯·哈根教授。他和数学系没有直接利益关联，对抄袭问题态度强硬。另外，你寄到编辑部的信，最好也通知我一声。如果编辑部回复了，无论结果如何，也告诉我。诺伊曼小姐，我支持你这次举报。学术不端应该被处理，这是数学系的基本底线。我不能保证结果，但我保证程序会走完。“
我提交完相关材料，去邮局寄出了完整抄袭对比和副信给《柏林数学杂志》编辑部，在信的末尾写道“若贵刊不予撤稿并公开声明，我将把此比对报告提交至欧洲数学会会刊编辑部及杜布瓦本人所在机构。”
最后一份信件寄往慕尼黑，收件人是慕尼黑大学的尤尔根·科恩和伊丽莎白·克莱因。"附件的材料涉及柏林大学数学系某研究员的抄袭案。如果三个月内学术委员会和期刊编辑部均无公开处理结果，请将这份材料转交慕尼黑大学数学系学术伦理委员会，并注明转交来源。"
伊丽莎白对待数学一直很严谨，一眼就能看出这份比对材料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