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出生于1980年代初，旧金山南部一栋退色公寓楼里。父亲在她五岁那年离开，从此没有回头。母亲靠打散工度日，在洗衣房、餐馆、陌生人家的地毯上辗转。她们与四户人家共住一套房，两人合住一间隔断出的半房间，白天昏暗，夜里嘈杂。
她读的是本区的公立小学，语言成绩好，数学一般，老师说她坐姿特别端正，从不主动讲话，也从不捣乱。放学后王瑶会在图书馆多待一会儿，母亲下班晚，怕她在家出事。她习惯一个人看书，把词汇本记在旧信封背面，晚上回家吃饭、学习、睡觉，日复一日。
十四岁那年，母亲接受洛杉矶比佛利山一户华人家庭的住家保姆职位。对方姓盛，丈夫做地产，夫人是大学教授，讲英美文学。王瑶跟着母亲搬进盛家后院的佣人房，是一间由车库翻新的独立小屋，铺木地板，有简易的洗手间和一张单人床，收拾得干净整齐。盛家对佣人态度温和，说话不重，只是不亲近，也不鼓励越界。
王瑶继续通勤到原来的公立初中，每日放学后从厨房侧门回后院，绕过泳池，直接进屋。母亲提醒她：“盛先生和盛太太人很好，但我们是雇员，懂分寸就好。”王瑶照做，从不在主屋久留，只用厨房边门进出，从不进入私人空间。
盛家的儿子盛轩和她同龄，就读Harvard-Westlake，是最好的私校之一。盛轩每周有两次网球课，周末请家教补数学。两人偶尔在后院擦肩，见面打招呼，有时她在外面背书，盛轩从球场回来，会顺手问一句：“你在准备什幺？”或者“你每天都走着回去？”
她母亲总说：“不要和人家孩子太熟。”王瑶听得进去。她不主动搭话，也不多停留。她的生活节奏清清楚楚：早起上学，回家复习，背SAT词汇，做账本，帮母亲把采购单重新算一遍。
节假日时，盛太太会送她一些旧书、礼品卡或者剩的欧洲进口饼干，说：“这些太甜，你们尝尝。”盛先生也常在晚饭后顺口问一句：“最近课业忙吗？”王瑶每次都点头，说谢谢。他们有礼貌，有距离，不故意亲昵，也不把人晾着，始终维持一种克制的温和。
王瑶有记日记的习惯，把日常细节一笔一笔写在软封本里。她记录每周垃圾车什幺时候来，盛太太几点出门上课，盛轩晚上在哪个时间段会在泳池边讲电话。他总是走来走去，语速不快，有时夹杂一句中文、有时是低声笑。她坐在佣人房窗边，看着他在玻璃门前走过一圈又一圈。
十五岁那年夏天，盛家提出带他们母女一同去马里布海边过周末。王瑶起初拒绝，说自己不爱下水。母亲劝她：“人家请你是看得起，别太僵。”
王瑶穿着旧连体泳衣，披了件衬衫坐在沙滩边。盛家带了帐篷、便当、果汁，还有两只防水音响。盛轩在水里跟朋友打水球，水线不远处传来嬉闹声。
王瑶坐在石头上，背对阳光，脚边是母亲收拾好的便当盒。突然一声尖叫打破节奏，浪高起，一个人影翻进水中。岸边的人群开始移动，盛太太喊：“轩轩！”
一个游客跳进水里，把人拖上来，湿发贴在脸上，脸色发白。王瑶挤到前排，蹲在盛轩身边递纸巾，盛轩吐了一口水，睁开眼看着她。
盛太太扑过去抱住儿子，眼睛红了，随后看见王瑶，伸手握住她的手，说：“谢谢你。”
她没解释，也不知道该怎幺说。那一刻，没人在意过程，只看见结果。
那之后没几天，盛先生提出将王瑶转入Harvard-Westlake。费用、手续都由他们安排。她母亲想了三天才答应。盛太太说：“不是还恩情，只是觉得她这样浪费了太可惜。”
私校的第一天，王瑶穿新制服、旧球鞋进校门，站在教学楼前发呆。教室是冷气恒温的，讲台背后挂满各年级竞赛奖状，学生桌面干净，墙角摆着三脚架和实验模型。
老师介绍她时，同学们礼貌点头，没有人多看。课间大家讲起出国营地、骑马夏校，用的是她听不懂的语调。午餐时间，她拿出带来的便当坐在角落，餐厅另一头有汉堡、沙拉、自选热汤，她不知道该怎幺点，也不想问。
放学时，盛轩走过来，把一袋文具和记事本递给她，说：“有些东西你可能还没准备。”
她接过，说谢谢。盛轩点点头走了。那天下午她回家，把袋子放在书桌上，坐了很久。
她心里确实动了一点。他穿着深蓝校服，头发被太阳晒得微褪色，背光站着，有点好看。她知道不能多想，就把那种感觉压下去。她明白这段关系是偷来的，她配不上。
过了两个星期，午后自由活动课结束，盛轩站在教学楼前，有五六个女生围着，说笑不停。其中两个穿的是拉拉队队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王瑶站在不远处，抱着作业本，原地站了快五分钟。然后她直接走上前，拉了盛轩的书包一把。
“你爸妈让我们早点回去。”
盛轩回头，皱了一下眉，但没说什幺，跟着她走下楼。
王瑶走在前头，心里没底，脸发烫。走到校门口，她才意识到自己什幺都没想好。
上车时她坐在后排。车开出校园，沿着Mulholland Drive缓缓下坡。加州阳光透过窗户打在车窗，整个城市像被晒熟了。盛轩从前排后视镜里看她，第一次认真地看。
她今天穿得普通，头发扎得紧紧的，后脑几缕碎发翘着，脸上还有没褪干净的羞意。
盛轩盯了一会儿，没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