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时安是过了三天才去陈添福家里的。
抵达的时候，天刚开始泛黄。新加坡的暮色湿热难耐，组屋楼下飘着炒菜的酱油香。
他特意挑了饭点将近的时候到。这种时间，人情味最浓，警惕性也最低。
他站在门口，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个女人，瘦削、脸颊微陷，眼尾垂着细密的褶子。身上的碎花衬衫洗的发白，领口还有点脱线。
那是典型的苦命脸。没有脂粉，没有闲暇，只有持家的疲惫。
“你是…？”她下意识拦在门口。
“我是代表公司的。”沈时安笑了一下，笑容带着客套，“陈先生这些年为公司鞠躬尽瘁，公司派我来慰问他的家人。”
女人犹豫片刻，把门推开了。
“进来吧。”她声音低低的。
沈时安跨进屋，不动声色地将视线缓缓扫过客厅。
电视机上覆着白布，角落里堆着小孩的功课，墙皮起了泡，塑料椅的腿破了，用透明胶缠了几圈又继续用。
赚得盆满钵满的人，家却寒酸得像是没沾上半点油星。
他心里冷笑一声。
原来那点偷货的脏钱，全让陈添福一个人装进了口袋。
但临到命悬一线，倒是肯为了他们把命搭进去。
真是人到绝境才肯做一次“丈夫”和“父亲”。
沈时安收回视线，从包里拿出一个厚实的信封放在桌上，带着熟练的慰问口吻：“一点心意，公司的人让我带的。陈先生人虽然不在了，但他做的事我们不会忘。”
女人一看那叠钞票，手僵了一下，眼神闪躲：“这……我们不能收。”
“收吧。”他不动声色，“这本来就是陈先生应得的。他走得匆忙，总得有人替他收着。”
她还是不肯动手。
他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说句实话，陈先生替公司背了很多事，吃了不少亏。现在人不在，至少也该让家里过得不太难。”
女人没有工作，全家就靠陈添福每个月的工资养着。现在家里的收入来源没了，她不吃，两个孩子也要吃。
沈时安的话轻巧又准确地戳中了她的忧愁。
她默不作声地把钱收下了，眼眶却有些发红。
“快吃饭了，不如留下来？”她勉强笑笑，“也没什幺招待的……”
“那就打扰一下。”他平静点头，眼神在房内随意一晃，最终落在卧室那道半掩的门上。
厨房里锅铲碰锅的声音响起来。
他等了十分钟，确认厨房油烟正旺，才轻手轻脚地起身，走进那间卧室。
房里空荡而闷热，衣柜是老式的实木结构，一边门歪了些。
他弯腰翻开柜内，指尖摸向内壁。
空心。
他用指甲一挑，木板边缘翘起，露出夹层，一本薄册藏在里头。
——这便是陈添福留下的投名状。
他用自己的命和所有的钱来跟他换沈兆洪的永不知情。
纸质密码本，银行发给特定账户持有人的一次性授权工具，每一页都印着唯一编码，用于验证大额离岸转账。
在千禧年前，电子银行还不存在，动态口令卡仅限少数华尔街投行使用时，这种能物理销毁的密码本，因其匿名性和跨国操作的便利，成了私人银行操作非法交易的刚需工具。
沈时安快速翻阅，密码本后面还有几页的流水代码和银行识别号，开头是瑞士联合银行的入口信息。
三百万美元，确实都在。
那是他第一次，真正握住属于自己、而不是沈家或社团的金钱。
他把本子收进内袋，像什幺事也没发生一样走出房间。
厨房里热气腾腾，女人的身影模糊在蒸汽中。
他站在门口：“不好意思，突然想起还有点急事。”
“啊？你不吃饭了吗？”
“下次吧。”他说，朝女人点了点头，“陈先生还留了几笔事，我要替他清理干净。”
他说完，轻轻关门离去，背影在夕阳中被拉长。
陈添福死后，公司照旧运转。
他平日里工作不显山不露水，低调中庸，在公司干了二十几年也没几个能说得上话的同事。现在突然死了，大家也只是感叹一声，很快就忘记了。
部门交接时由一个四十多岁的副主管代为点数，大致看了一眼那些传真、账册、半截没处理完的货单，便草草盖章报备。
毕竟他从事多年，也不过是个手里没有实权、只负责些无关紧要工作的中层。没人深究他到底做了什幺，更没人发现那一份账目上，缺了三张传真。
陈添福真正的职务，从不写在任何报表上。
他负责的是接洪兴会发来的“特殊订单”，通过中间人向上游毒贩订货，再绕道自家贸易公司出货，最后运抵海外。
为的，就是让明面上看起来沈兆洪并没有参与其中。
他就像一颗钝而不显眼的螺丝，藏在金属壳下，不动声色地转着。沈兆洪并不会主动联系他，当然也不知道他已死的消息。
因此，沈时安顶替陈添福的操作，出奇地容易。没人追问，没人查核。他只需要按部就班地继续做下去。
他很快学会了陈添福的工作节奏。
每月一次出货，从不同供应商手中各拿一批货，通过改动传真和出货清单，偷偷多订一小箱在正式货单之外，再将这箱货挪出来发往澳洲固定的地址。
陈添福小心谨慎，每次只多订一箱，没人怀疑。沈兆洪不知道，上游供货源头也不知道。上游负责联络的只是个小马仔，只认传真号、银行尾号和固定的货款清单。
沈时安通过转账指令下单，对方照常出货，不多问。
澳洲那边接货的人，依然收到货就打钱，一句多话也没有。
至于沈兆洪，他只看到账上回流的数字。他要的，是总额，而不是过程。
沈时安依然是查不到那个人的任何信息。
不过他也不急。
他知道自己迟早会和那人坐上谈判桌。
他没有亲自去码头签单，而是吩咐另一个临时调度员，把那箱“多出来”的货直接交给物流公司，流程照旧走私人寄件。
和陈添福不同的是，他不遮不掩。
快递底单堂而皇之盖了章，发票撕了一半，照旧填上了那个澳大利亚地址。
这一切做得干净利索，没有一丝慌乱。
他没有动用一个外人，也没有打电话给任何人。
该留的痕迹都留着，不该留下的，早在陈添福死后那一天，就被他亲手烧成灰。
